我知道有中年危机，但没想到这么不堪-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本文经授权转自燃次元（ID：chaintruth）作者 | 曹杨编辑 | 林文龙

“金三银四”是职场人的黄金跳槽时间，但赵华正在被职场排挤，面临失业。

35岁的赵华，在半年前加入了国内某互联网大厂，是一名P7职级的运营经理，年收入近40万。在此之前，赵华曾是某企业的业务线副总裁，为了能有更好的发展，入职了该大厂。最乐观的时候，赵华还有着该大厂几十万的期权。

如今，这一切都将离他而去。

因为项目被解散，赵华正面临着内部转岗。从接到转岗通知到现在，2周的时间，赵华面了6个岗位，其中四个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与能力无关，而是年龄太大。

爱人刘蓓的麻烦还要更大。

还有两个月，刘蓓将满32岁。曾经的她以为“三十而立”，然而现实却是，她已经失业近半年。

4年前，刘蓓就已经是某企业的市场总监了，当时，夫妻二人的年薪加在一起超过60万元。

他们曾经对生活有着很好的规划，但因为孩子生病，刘蓓不得不辞职在家当了一年半的全职妈妈。

孩子康复后，刘蓓想要重返职场，但因为工作经历出现断档，只能通过降薪、转行才找到一份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刘蓓加班、熬夜，工作十分努力，但最后还是被辞退了。

如果接下来的两个面试赵华依旧失败，那他们将失去经济来源，夫妻二人就不得不带着孩子离开北京。

“每个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曾经家庭年收入60万，如今却无法在北京继续生活。”刘蓓说道，房租、养车、供孩子上学、给孩子看病、双方父母养老，一年下来的开支至少40万。这期间，还不能有老人生病。

“我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基本是没可能了。所以，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如赵华也失业了，我们就离开北京去成都生活。”近段时间，刘蓓憔悴了很多，“我从没有想过年龄会是我的瓶颈，至少没想过这个节点是在32岁这么早。”

她幽幽的说，“我知道会有中年危机，但没想到会落到自己身上，更没想到会这么不堪。”

“35岁，我被大厂否定了”

赵华今年刚好是“35岁职场危机的本年”。

2020年中加入了国内某互联网大厂，负责一款校园APP的运营，职级为P7，年薪40多万。

在这之前的几年里，赵华的职级都是公司副总裁。之所以进入大厂，是为了更好的福利与发展。

在进入该大厂的第一天，赵华就过上了人们口中大厂该有的生活，每次下班到家都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有的时候甚至1点才能到家。“白天见到大boss的时候比较少，通常四五点他才会来，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开会，会议一般会持续到晚上很晚，十点十一点是常态，固定会议一周就是3次，所以基本每天临下班都要开会。”

赵华透露，自己参与的这个项目已经运营了几年，但是市场拓展的不是很顺利。之前由于拓展出现了违规，在应用商店出现了大量的差评，使得用户口碑极差。

于是，赵华与团队的小伙伴，通过线下反哺线上的办法，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将原本的口碑开始进行扭转，并带来了过万的日活。他本以为这样的努力，可以有一份长久的工作，甚至觉得通过努力，这个APP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APP。

但好景不长，2020年12月，即将转正的赵华提交了申请。在提交申请之前，刘蓓曾建议赵华，去问问其他同事，转正需不需要向领导示好、送礼什么的。同事私下告诉赵华，是需要表示表示的。

可赵华觉得，自己在公司里没有过任何违规，还曾经把即将被放弃的项目做到了日活过万，也算有过不错的业绩了。可业绩并没有成为赵华能否转正的必要条件。

到了2021年1月，转正申请没有批下来，赵华却接到了项目解散的通知。

“公司让我们内部转岗”。

然而，像赵华这样P7职级的岗位，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部门都不会太多，基本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再加上工作内容是否匹配等，赵华能申请的就更少了。

虽然可供选择的职位不多，赵华也觉得自己能力没问题，面上一个应该问题不大。于是，赵华在仅有的岗位中尽可能多的申请了6个岗位。然而在面过之后，有四个都被当场拒绝，拒绝的理由则是赵华在准备面试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在内的“年龄太大了”。

在面试的时候，一个HR直言，“90年的在他们项目中都算年龄大的了，整层楼下来基本上都是90后。”

“其实所谓的内部转岗和社会招聘相比较没有什么区别，业绩和年龄比，年龄似乎成为了先决的硬性条件。”赵华很无奈的说。

“我不仅是leader，还是位妈妈”

赵华现在才面临失业危机，但在半年前，爱人刘蓓就失业了。

为了找工作，她开通了招聘平台的金卡，投递了超过1500个猎头职位，但全部石沉大海。这半年来，赵华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但这不是刘蓓第一次被迫当全职妈妈。

2016年3月，27岁的刘蓓从北京某物业公司离职，转行到一家影视公司做运营。彼时，刘蓓已经做到了该物业公司的运营副总监，但对影视行业的热爱还是让她选择了跨出这一步。

四个月之后，刘蓓成功帮该影视公司搭建了自己的主角IP，并实现了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刘蓓也因此得到了晋升，做到了运营总监的职位。

2017年是刘蓓和赵华夫妻二人事业最巅峰，他们也在这个时候商量着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遇上了第一次“危机”，刘蓓也因此第一次成为了全职妈妈。

2017年3月，刘蓓正忙着维系开拓公司相关公共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媒体、业内以及政府等职能部门，以提升公司的商业价值。

“如果当时顺利完成那一阶段的维护，我应该能得到在该公司的二次晋升，薪资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但生活给了她一次“毒打”。

同年8月，刘蓓五岁的孩子被诊断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需要长期住院。他们夫妻二人必须有一人选择离职在家照顾孩子。

一方面孩子更想让妈妈陪伴，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赵华的薪资更好一些。为母则刚，刘蓓放弃了事业。

一年半之后，孩子虽然还需要吃药、复查，但已无需长期入院。此时的刘蓓，也开始计划重返社会。

这个时候，刘蓓第一次看到了现实的残酷。

从计划重返职场到收到一家公司的offer，刘蓓用了半年的时间。“多数企业看见简历时，不管履历多么好看，只要有过断档，就根本不会接受”，刘蓓颇为无奈。

此刻的刘蓓方才意识到，平行工资是不可能找到适合的工作了。

最终，她不得不降薪40%才得以重返职场。

但令刘蓓没想到的是，兢兢业业的她，竟被这家公司“送”进了心理诊所。

“我需要工作，也必须坚持”

刘蓓进入这家公司之前，从HR到CEO，一共面了三次，对方都明确告知她公司的业务和影视相关，也有在制作中的IP，但真正入职之后才知道，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关系。该公司也只是一家服务企业的SaaS公司，所谓的电影不过是为企业提供电影服务。

尽管还是做着运营相关的事情、尽管早已和影视毫无关系、尽管这些事情在面试时，自己都没有被对方所告知。但为了能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刘蓓都咬牙接受了。

降薪、跨行，一切从头开始，“肯定会很难”，刘蓓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刘蓓过往的从业经历里，不管在职还是离职，她都能把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一方面是因为她工作能力突出，被人信服；另一方面则与她开朗的性格与较高的情商分不开。

唯独这次，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勾心斗角以及阶级鄙视链，把刘蓓打得“一败涂地”。

在这家近300人的企业服务公司里，有着20多个同职位的高管，刘蓓是为数不多的女性。

在刚来该公司的前两个月里，为了尽最大的可能缩短沟通成本熟悉公司的业务，刘蓓每天都在协调着各个部门高管的时间，就是为了可以能够在一周里和几位高管坐在一起了解业务。

但刘蓓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得到CEO的认同，反而为自己招来了非议。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刘蓓在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听到同事在讨论她，“说她是个只会开会的花瓶。”

听到这些话的第一时间，刘蓓确实很生气，但更多的是不解。她不明白，明明自己在认认真真做事，为何还会得到同事这样的评价。刘蓓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难道是自己的业绩还不够好？

就这样，在入职公司三个月的时间后，刘蓓带着四个下属，优化了一条公司即将淘汰的业务线，将业绩提升了3倍，流水近一个亿。

可这些成绩依旧并没有帮助她“扭转局势”，反而让人际关系持续恶化，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在新产品搭建的过程中，刘蓓的一位下属每天晚上给她打电话，询问工作进展、关心她身体状况并虚心学习工作技能。

可让刘蓓大跌眼镜的是，在她毫无保留地把技能、PPT要点都告知给同事时，对方竟然把功劳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并把她整理的工作要点，稍加编辑后直接递交到了公司CEO手里。

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同事因此得到了晋升。

人心、人性是最不可深究的，是刘蓓对这家公司同事的评价之一。

但从入职到第一次崩溃，刘蓓在这家公司的遭遇，却比上面的情况还有糟糕。

“我记得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CEO告诉我第二天有个活动，需要公司最新的数据和对外的介绍，让我务必今晚改完。可当时已经临近下班了，没办法，工作又不能不做，我就只能把工作带回家，把孩子哄睡之后继续做。”

可令刘蓓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她在晚上十点钟，把PPT发送到工作群中的3秒内，便接到了一位在工作中毫无交集的男同事的电话，“对方二话没说就是一顿骂。骂我做作，就会做表面功夫，骂我当XX还立牌坊……”说起这段往事，刘蓓更多的是无奈。

那天晚上，是刘蓓近10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嚎啕大哭。

但在这家公司就职的一年半时间里，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我真的看见了社会的歧视……”这是刘蓓对在这家公司从业经历的评价。

她不明白是公司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于是，她悄悄地走进了一家心理诊所。

“当时医生告诉我，很幸运，我没有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成为一个‘坏人’。”心理医生的一番话让她坚信，自己是没问题的。

赵华当然劝过刘蓓放弃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收入都相对稳定，没必要让刘蓓工作的这么辛苦。

但刘蓓却不这么认为。“我需要工作，也必须坚持。”

生活的毒打还在继续，虽然孩子不用住院了，但还需要定期地复查、吃药。后来，父亲又因为心梗紧急送医，医生说，再晚五分钟就可能没命，同期外婆也去世了。“我不能被生活击败。”刘蓓喃喃自语。

但半年前，刘蓓还是被公司辞退了。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因为疫情业绩下降，解散整个部门。而老板和她说的理由则是，能力没有问题，但是性格有缺陷，做事情对结果要求过高，有些事情做到差不多就行，没必要尽善尽美。但是刘蓓心里清楚，是因为自己在团建中，不会喝酒，狼人杀水平弱，老板生日的时候也没有送奢侈品，导致了大家觉得她不合群。

可即便如此，刘蓓都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还是乐观地认为自己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在这半年中，投递了1500多个岗位，接到面试通知的仅仅10家，而明确表示可以接受我的，只有一家成都的公司。”

直到此刻，刘蓓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被社会淘汰了”。

“我父母都是公务员，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工作才刚刚有起色。我爸爸因为文笔好，从记者退下来之后就去政府单位当了小科长，每天在出差，工作可谓蒸蒸日上。我妈为了更好的事业，在我们当地的事业单位做合同工，熬到33岁之后终于成为了正式工。而我却被社会淘汰了！”说起这些，刘蓓言语间透出的是不解和无奈。

“我一度认为，怎么也要到40岁或者45岁，才会这样……”

离开北京，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赵华和刘蓓相识于2010年，两年后，他们组建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此前，赵华和刘蓓两个人的年薪加起来，就超过了60万元。但至今他们都没能在北京买下自己的房子，以后可能更不会了。

“我不是没想过在北京买房。”这是刘蓓的心声。

“2017年孩子生病住院，几乎花光了我和我老公之前的所有存款。刚刚回过神儿来，我爸心脏搭桥，押金又是十多万。之后我外婆去世，丧葬费等等加一起，又是近10万……”刘蓓的言语间透露着无助。

赵华和刘蓓曾经算过一笔账。

北京的小学，1-3年级是3-4点放学，4-6年级是4-5点放学。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上班，如果没有老人和孩子，只能送小饭桌。可是小饭桌在我国没有任何监管、没有资质，但是你没得选。可是小饭桌也只能管你到七点半，这就意味着，双职工父母，必须有一个不能加班。

费用方面，北京的私立幼儿园，5000元一个月的是最便宜的，稍微好一点的就要7000元。一年寒暑假2个月，但如果没有人能帮忙照看孩子，就需要继续送幼儿园。这一年的费用是6-8万元。

孩子还要上课外班，舞蹈、绘画、乐高，这些都是热门，一年最少需要2-3万。然后就是吃喝拉撒的生活开支，普通的孩子一个月平均下来也要3000元左右，这一年又是4万。

所以孩子一年需要花费15万左右。再加上房租、养车、家庭开支以及双方父母……

“所以我们真的没办法买房，我和赵华都不是什么富裕家庭出身，双方父母都没有很厚的积蓄，你让我拿他们的养老钱出来买房，我真的做不到。万一以后他们四个老人当中，任何一人生病住院，但却没钱医治，我真的会良心不安。”

“人人都只看到了我和赵华一年60万元的高薪水，可我到现在，连一个奢侈品都没有。”现在的刘蓓，已经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并做出了新的选择。

“所以我们打算走了，不在北京了，去成都。”

刘蓓的计划中，按照她老公赵华的资历，可以先在成都落户，落户加一年社保就能买房，一切安顿好，孩子正好可以过去上初中。

“上周我老公已经去办了落户的手续。我也基本敲定了成都的公司。如果顺利的话，3月中旬我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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