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2年，中美建交就有半个世纪了。

从最开始的破冰，中间的波折，90年代之后的再接触，再到加入WTO以及反恐合作，中美关系达到蜜月期。

这个阶段，双方定位是“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者“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又有“负责任的战略相关方（stake holder）”，随后又有战略再定位、亚太再平衡等说法。

明显的是，随着特朗普的2016年上台，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不仅有贸易纠纷，甚至也有了冷战等说法。

这是因为领袖的个人因素还是中美关系的必然结果？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可能觉得是前者，如果换个人或者某个党派，情况可能就会顿时好转；如果是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的答案是后者，无论谁在上台，中美或许不可避免“注定一战”。

不过，真实世界是复杂的，答案可能在二者之间。

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恰恰就是一个秉承现实主义立场的学者。

在他看来，美国秉承的自由主义外交，使得美国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支配权或者说霸权（Liberal Hegemony），相信奉行民主的国家会避免战争。

事实上，这是一种幻想，或许注定失败。

什么是自由主义霸权？

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自由主义主导的外交政策有三个基本目标，即在全球扩展自由民主制度，促进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建立强大有效的国际制度。

自由是最容易被滥用的词。从学理而言，米尔斯海默所谈的自由主义，主要是进步自由主义（progressive liberalism），这一理念不仅支持免于外部威胁的消极权利，也坚定支持平等等积极权利——而支持后者意味着，需要政府的介入才能实现，因此，进步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介入自由事物。

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投射在外交上，那就是将对自由的推广从国内衍生到国际。这种选择背后，其实也有理论支撑。

自由主义之所以会成为美国外交的主流，在于其三大支柱。首先，民主和平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或者说很少爆发战争。

其次是经济相互依赖理论，这一理论公号《徐瑾经济人》也介绍过，普遍认为经济关联越大，越不容易爆发战争，这一理论往往也被用来解释中国的和平崛起。

最后是自由制度主义，这一理论将自由理论从个人衍生到国际机构，意味着，各国自愿建立国际机构，也遵守相关规定，如果有人带头破坏，原本的承诺约束会起到作用。

也正因此，美国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不仅仅出自理想主义或者虚伪，而是带着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盘算——本质是希望世界都变得民主自由，这样就会减少战争，带来和平。

这看起来很美，但是却总在现实中遭遇挫折。1989年之后，美国每隔两三年就有一场战争，甚至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等地区深陷泥淖，反而催生了伊斯兰国等组织的繁茂。

问题出在哪里？首先，自由主义的三大根基本身，并不牢靠。

在不同时段，三大支柱或独立或打包，共同构成了美国自由主义外交的理论根基。不过，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这三大支柱都存在根本缺陷。

比如民主和平论，也许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会减少。

更重要的，即使民主国家之间，事实上也爆发过战争，比如一战时期的德国，其实是个民主国家，再比如在19世纪末的布尔战争（1899—1902年），交战双方是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都是民主国家。

至于经济相互依存，《徐瑾经济人》曾经介绍过，不一定依存度越高，战争可能性更低，还取决于双方预期。

米尔斯海默更是指出，在战争这样的事务上，政治考量往往大于经济考量。

再说自由制度主义，米尔斯海默指出，国家加入国际制度时都是自愿接受约束的，国际组组织本质上无法强迫各国遵守规则，更不是世界政府。

结论是什么？国际体系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结论可能会让联合国等机构感到脸面无光，但实际上，大国面对与自身利益相悖国际制度，往往会自行其是，甚至不被惩罚。

在现实主义的镜子之下，米尔斯海默可以说一一解构了自由主义的立足点。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对手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还有民族主义这一强大对手。

在真实世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三种视角始终都存在，在不同国家或许并存或许敌对，而美国执政者，往往低估民族主义的力量。

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在于相信人可以自由选择权利，但是人不是孤立的人，人植根于社会与文化，受限于自身的出身、族群与国家等因素。

也正因此，民族主义的力量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抗衡自由主义者所许诺的种种好处。

甚至，在美国出于自由主义理念，自认为带有救世主色彩插足某些国家事务的时候，投入金钱人力时间，最终却换来当地人民的反感。

最典型的案例，某些国家挨遭遇经济制裁时候，这些国家可以承受巨大的惩罚，但仍不屈从于外部的要求，因为民族主义总会让这些国家人民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周围而不是反抗他们。

比如，二战时候，对德国和日本的轰炸并没有激发内部反抗，而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的制裁，看起来却使得民众继续支持普京。

米尔斯海默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甚至可以说，民族主义和均势政治，是现代国家体系背后的两大主要驱动力。

曾经丰富多彩的政治形态，城邦、公国、帝国、诸侯国等等，已经被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消失，民族主义既是其后果也借此强大了自身。

回望过去，不难看出，封建制孕育丰富，民族国家滋生单调。

当自由主义遭遇挫折，民族主义可能被操纵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求助现实主义？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现实主义始终关注生存，“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必须为自己的安全提供保障，因为国家身处于一个没有更高权威保护它们的世界之中。为了使它们的生存可能最大化，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这可能是残酷而又血腥的。现实主义并不激励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即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更好战，他们反而会更克制，因为他们往往会精心衡量战争得失，选择自己的战场。

对比之下，自由主义虽然主张和平，但是往往更为好战，因为他们会要求在每个国家保护人权，推行自由，这可能导致适得其反作用。

米尔斯海默自我定位是顽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但是他自认比自由主义者更不可能主张战争。

他认为，比如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失败的，美国不得不和破碎和失败的国家进行战斗。

原因在于，大国如果奉行现实主义，那么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全球权力份额，结论反而是，大国会选择战争区域，这些区域必须要足够重要，要么是另一个大国，要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所在地。

具体到美国，西半球以外的三个地区如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重要性：“欧洲和东亚，因为这是其他大国的所在地；波斯湾，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的主要产地。这意味着美国不应在非洲、中亚或波斯湾以外的中东地区打仗。”

也正因此，在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争，比如越南战争，在现实主义眼中毫无意义。

从这个现实主义视角，其实也可以给予中美关系新的视角。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自由主义如果有那么多问题，为何还能在过去顺风顺水？

核心因素在于，过去有特殊环境，二战之后尤其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在单极世界中，唯一大国不必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只因为它的生存得到了有效保障。

它是如此安全，因为没有其他大国”。正是这种自信，造成了美国可以选择自由主义外交战略。

正是这一理念下，中美关系曾经有过蜜月。美国决策者相信，与一个崛起的中国保持和平关系是接触而不是遏制。

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即随着与中国接触，中国会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被改造成美国理想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有助于维持与美国与世界的和平。

但是这一格局，有了变化。尤其从在2016左右，这并不是仅是领导人变化，更在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使得原本美国独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原本美国奉行的自由主义政策遭遇了新的挫折。

米尔斯海默指出，处于两极或多极体系下的多个大国与处于单极体系下的唯一大国在行为方式上会存在根本差异，也就是说，“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下，大国没有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彼此之间展开安全竞争。它们的目标是以牺牲对手的利益为代价获取权力，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要确保权力的天平不会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转变。”

由此可见，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自由主义战略环境不复存在，此刻美国的现实主义转型，符合美国利益，对于世界也许也有好处。

在贸易战的压力之下，民族主义滋长，以往的自由主义解释难以让民众尤其中国民众相信，美国不是在遏制中国发展。

站在现实主义视角，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竞争，中国和平崛起不太可能，美国确实应该而且也在遏制中国发展。

反过来说，这并不是说应该选择战争，而是说美国应该保持抛弃意识形态包袱，以更务实的态度来与世界乃至中国打交道，“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也应该奉行克制的外交政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理解这一基本启示，试图根据自己的意向塑造世界，都可能面临无休止的麻烦。”

当然，我们不能不反思，现实主义当然必要，但是理念如果如此虚弱，为何今天的世界格局，还是在威尔逊的自由主义格局之中？

如果美国当年真的选择孤立主义，将欧洲让给纳粹，将亚洲让给苏联，今天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历史没有假设，但是思想的探索没有尽头。

米尔斯海默是美国人，他的建议更多是从美国人视角出发，捍卫美国国家利益。

他推崇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在国内反对自由，也不意味着对外发动战争，而是意味着更为务实地理解变动的世界。这种视角，不仅对于美国有意义，也许对于中国也有意义。（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徐瑾经济人专栏，更多可以公号《徐瑾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