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走向何方：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犹如货币之于经济-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美国会进一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会限制中国学生在美学习与武器开发直接有关的专业；建议中美两国深层次合作的声音可能被边缘化……”

这不是当下的记录，而是来自一本2014的再版书（这本书原版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出版）。

当年，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中美贸易战没有丝毫端倪，关于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的声音，还是世界主流。

更重要的是，上述内容只是全书内容的一节，在作者的中文版序言中，作者告诉中国读者，全书力图论述一个论点是——

“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互相竞争。即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

这种观点，也可以被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当国际社会被认定为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时候，不同国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中，其目标或者说最佳方式就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

“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

这种竞赛的结果，导致大国政治注定是悲剧性。

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中美激烈冲突也几乎无可避免。也正因此，这本书会被不少中国左派所推崇，甚至被认为是理解华盛顿战略转型的思想。

事实上，这本书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立足学术分析而不是党派利益。作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是芝加哥大学温德尔垫·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是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学者。

近年中美关系变局，激发不少新思考，比如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就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

对此米尔斯海默大概会耸耸肩，“我早就告诉你们了”，他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毕竟，今天他的多数结论，几乎在2001年《大国政治的悲剧》里就写过了。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前提在于，因为国际社会本质是是一个无政府社会，没有高于主权国家的世界政府，所以国际关系竞争激烈，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犹如货币之于经济。

大国首要目标生存，因此会寻求权力，国家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大国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得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以上的大国，往往会导致积累对抗甚至战争。这种大国竞争的悲剧性来自于国际的结构，与大国本身是否追求自由、是否好坏，关系都不那么直接。

显然，他的理论，将国际关系比喻为一个霍布斯世界，是一切人对抗一切人的场所。这种悲观主义的视角，往往具备理想主义所不能及的洞察力与现实感。现实归现实，理论归理论。

米尔斯海默自身作为学者，不是任何一国一党利益的代言人，他的视角，并不仅仅立足于当下做一个新闻评论员，而是试图洞察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变局。

这本书的源起，是立体化重新叙述大国竞争，中国只是其中一章。他希望说服目标读者，不是中国读者，而是美国人，尤其是怀抱自由主义理念的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

与现实主义者的米尔斯海默不同，在自由主义的言说中，国际关系洋溢着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的自由选择，即使权力，也会强调其为公共体的一面。

通过这种乐观主义滤镜，世界如果能够认同普世价值，最终会走向永久和平，大国政治将没有存在意义，人们的最大问题或许是对抗无聊。

在历史上，美国的外交中，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罕见。在二十世纪，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都试图挑战美国，但是美国都一一打败竞争对手。

米尔斯海默犀利指出，美国称霸西半球，并不是无心插柳的结果，而是来自国父们的步步为营，甚至是建立在巧取豪夺之上，他们不断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西班牙人、法国人那里夺取土地，甚至认真考虑过征服加拿大。

美国在十九世界的扩张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希特勒在40年代侵犯苏联时就援引美国的案例，声称“美国征服新疆图的历史又由我们再现。”

可见，美国崛起成为西半球霸主，是一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不会坐视其他大国控制亚洲或者欧洲，引发与自身的竞争。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又喜欢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这往往会激发世界民族主义反弹，甚至不乏虚伪的评价。

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落差，并不完全是美国惺惺作态，其实体现在美国真实历史与民众情感的落差中。

在历次争霸中，美国对手总被描绘为邪恶的对手，美国民众精神中有强烈的乐观主义与道德感，因此往往排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外交往往成为主流选择。

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巅峰，随着苏联的解体到达高峰，收尾于福山在1992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美国，终于告别了70年代的挫折，如此强大又如此自信。

也正因此，从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始终是接触为主，甚至让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从此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道。他们不仅期待中国能最终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而且也相信中国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如其预期那般。

天下真的从此太平了么？并没有，美国的战争还是在继续。

恰恰是福山的书，激发了米尔斯海默的兴趣，他不服气，埋头十年，写出了《大国政治的悲剧》，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等地方霸主的回归，他不仅看到美国一极独大的格局不能持久，而且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

进而言之，他认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决策，对中国并不是直接战争，是遏制而不是接触。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崛起，对于其竞争者而言，自然带来的效应是学习，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和美国行事不同？中国人比我们更有原则、更有道德？中国人不那么民族主义？不那么关心本民族生存？既然肯定都不是，那么中国大概就要以基本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指引，寻求做亚洲的地区霸主。”

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或许会用儒家学说来表示自身对于和平的追求，或许用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作为低调指引，但是中国实力的提升，自然会引发地区力量对比改变，带来邻国和美国的不安。

某种意义上，在中美关系变局背景中，米尔斯海默的预见性不言而喻。问题在于，未来会如何？

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威尔逊世界或者霍布斯的世界，战争与和平，谁的胜算会大一点？在中国投资圈，有句话说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胜利。

反观国际政治，确实充满了赤裸裸的实力竞赛，但是观念的作用也非常巨大，观念同样是强大的力量，塑造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判断。

回望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召开，来自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带着他的十四点纲领，力图打破旧世界看重力量的传统均势外交，倡导大国小国平等新外交的风气。

这种理想主义立场，在当时不仅遭遇了欧洲同侪的嗤笑与抵制，其失败结果，使得中国、日本的亚洲后发国家痛感西方的虚伪，即使威尔逊自身倡导的国联，美国也没有加入，他在美国国内政治发挥的作用也非常轻微。

看起来，威尔逊的理念，来得太早，凋零得又太快，如此不合时宜。但是，观念的力量在于坚韧，威尔逊观念的种子，已经撒下。

实力外交或许可以主宰一时，但是当二战的暴力结果让人们认识到其后果时刻，威尔逊思想重新复苏。

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到北约等集体安全联盟，再到美国自由主义的外交战略，很大程度都受到了威尔逊主义的影响。即使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家，在抱怨威尔逊的失败之际，也不得不面对美国人民已经被威尔逊主义所感染的现实。

也正因此，真实世界不是真空，是由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混杂构成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走向，取决于实力和现实，也取决于我们的理念和我们即将选择的道路。大国政治的悲剧性，往往在于彼此不能理解对方意图，出于生存压力，往往会夸大对方的竞争企图。

实际上，在任何阶段，更多的交流与沟通，对于厘清双方边界与消除不必要的擦枪走火，始终都是必要的。

当下中美政策变化，正是体现为从威尔逊主义的合作转向霍布斯主义的对抗，从自由主义的接触走向现实主义的遏制。

反过来思考，对于中国而言，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显然是重新将偏离轨道的中美关系拉回正轨，即从霍布斯主义拉回威尔逊主义，将遏制转为合作。

中美关系的未来，始终取决于两国领袖与人民的选择。站在十字路口，政策变化关键在于预期的变化，对华接触政策的预期是中美合作会加强，而对华遏制政策的预期则源自中美对抗会加强。

当美国对抗预期加强的时候，中国应该如何释放信号，来引导合作的预期？

（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更多独家，可见公号《徐瑾经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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