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邓小平遇上科斯经济学，中国经济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1978：科斯边缘革命的胜利

文 | 徐瑾来源于徐瑾经济人

你知道，中国改革已经40多年，1978年是一个节点。那么你可能会问，中国改革为什么爆发，为什么成功？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徐瑾经济趋势30讲》，第一模块主题是制度变革。说来说去，就是从不同维度，让你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起点。

我希望，给你理清楚一个基本逻辑，中国的发展，起源于改革开放。

01 中国做对了什么

你应该知道，2008年，是中国改革三十周年。

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芝加哥就组织了一场会议，来谈这个话题。科斯你应该听过，他在2013年9月2日去世，享年102岁。

你知道，科斯是英国人，1910年12月29日出生于伦敦。他小时候腿不好，数学也不是很好，误打误撞选了商科。

谁知道，他在经济学里找到了自己的优势，最终成为神一样的经济学家。

所以，你看，从科斯的故事看，有时候不一定要赢在起跑线，也可以跑得更远。

以他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版本很多，应用广泛。

通俗说，就是如果产权明确，而且交易成本很低甚至不存在，那么市场均衡的任何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科斯定理和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密切相关。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得到《徐瑾•经济学大师30讲》再去听听。

科斯会议上，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讨论中国做对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你可能听过不少。比如，国内流行所谓渐进与激进的分类，也有分权与集权的总结；

更有人执着于产权界定，也有不少人引入南非模式以及拉美模式等等，来对比解释，其他说法更多了。

对中国，国外兴趣也日渐浓厚，从早年的中国崩溃论转,而走向中国奇迹论；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中国道路的总结，比如”北京共识“等等。

回头来看，中国实力扩展，其实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这个你该有感觉，中国人在地球上感觉自己富起来，其实是最近十多年的事。金融危机令西方损失惨重，中国却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几乎一夜之间，对中国意外的称赞纷至沓来。

中国的一切，也有了很多表扬的声音，从特色发展成为模式。中国在世界上定位，好像也有点变化，从廉价产品出口国过渡到价值观输出地。

比如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说，

“现在中国正在浮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我知道的最好的制度。”

02 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改革四大特点

到底应该怎么看？

复杂的问题也许存在着相对简单的答案。比如，始终带着问题意识出入学术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对上面看法都不感冒。

他认为，如果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华盛顿共识”指导出来的结果，那是对历史的无知；而如果有人要编“北京共识”和人家打擂台，也毫无必要。

为什么这样说？他认为，北京共识早在1978年就有了，

“所谓纲领就是改革开放”。

也就是说，中国的成功，虽然是最近十年才看到，但是更早的根源，其实很早已经埋下。

周其仁总结了，邓小平规划下的中国改革四大特点。

首先，是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典型如包产到户，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

这可能和西方很严格的产权界定不一样，但是却是从无到有的突破。从达成改革目的来说，也符合科斯定理所谈的交易成本最低的道路。

其次呢，就是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从肯定荣毅仁到傻子瓜子的案例，周其仁认为，中国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

第三呢，那就是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虽然并没有完全消退看得见的手。这使得市场力量，逐渐成为行政力量不可忽视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两者告别了非黑即白的对立，局部共识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03 中国的四大担忧

讲完中国做对了什么，再来看看，最大的担忧与隐患是什么？

或许来自第四个方面。在上面三大改进之中，一方面放权，另外一方面则同时滋生了大量寻租，无论政治体制改革与贫富分化均有此有关。

周其仁将其归纳为对腐败的挑战，他认为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

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

张五常曾经对周其仁说，

“你不要跟我说中国的不对，你要告诉我中国做对了什么”。

周其仁上述分析，可以视为对张五常的回答。

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你看，做鱼也可以成为治理国家的比喻。我们谈宏观谈经济也有一样。

今天聊的是改革话题，虽然看起来宏大，但是也可以从小处理解。改革，其实也可以用投资这样的事，来做比喻。

在投资中，你可能知道，做对的决策并不是最难，难的是不做错误决策；正确的自我重复并不容易，重复正确的自我重复，则实属不易。

人的本性总会诱使你犯各种错误。显然，周其仁并不如同张五常那么乐观。

他并没忘记强调，改革的未完成性。所以，他及其大部分同行，开出的方子无非是法治。

周其仁的看法，其实在是科斯的会议上提交的论文，算是作业。无论张五常还是周其仁，更多看到中国改革从上而下的一面。

04 科斯洞察：边缘革命

科斯有什么不一样呢？他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从下而上的一面。

你要记住，科斯对于中国的改革，其实有洞察力的观察，不仅仅是交易成本，还有边缘革命。

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简单说，也就是为了完成交易需要的费用。

而所谓边缘革命意味着，

“在国家主导的改革陷入停滞之时，真正有突破性的改变却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潮涌动。”

你注意到了么，最发展起来的地区，是沿海地区，这并不是传统经济的中心；而是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

真正的改革先锋也不是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些群体，往往游离主流之外。

你想想，难道不是么？问问你家里人，最早创业的人群，往往是没有铁饭碗的人。

他们离开体制没有成本，所以可以在新的领域展开手脚。

一位企业家朋友，就这样告诉《徐瑾经济人》：八十年代，最大特点就是，资本家的孩子又得势了，而农民的孩子继续打工。

这些资本家的孩子，曾经饱受歧视，而农民的身份，曾经是清白的保证。

科斯认为，正是这些中国社会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

从此，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成就了市场改革。

边缘革命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因为边缘地区，交易成本比中心地区更低。

你看啊，这样概念，自然为中国经济学人诊断现实，或者说呼吁改革，添加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以至于经济学家周其仁，将邓小平的改革与科斯的理论相提并论。

他认为，二者在“改革的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

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

05 呼唤存量改革

科斯的观察，可以说是很敏锐的判断，或许也揭示了国人科斯热集体情绪的背景之一——大师或许不那么懂中国，但是往往懂得人性。

那么，如何解释大众对于科斯经济学的吹捧？那就是，以科斯的名义，呼唤中国的改革。

总结一下，科斯对于中国改革的观察是从边缘革命开始。

而中国人对于科斯的关注，背后也符合经济学原理。按照科斯定理的视角，中国人对科斯的关注行为，其实也是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做法。

在中国改革进行了四十年后，容易的改革就是加法，也就是增量改革。

不过到目前，其实容易做的增量改革大体已经走完；同时，而艰难的改革，也就是存量改革，的确困难重重。

为什么？这需要触及利益。这些年，关于改革呼声日渐兴起，事实上也就是改革动力缺乏的表示。

可以说，科斯对中国开放计划生育、放开言论自由等等建议，已经不是经济领域的建议，跨越到经济之外，这些建议都还是得到各界热议。

原因何在？事实上，这也是反映了大众呼唤进一步放松管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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