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除了剁手，还是一战百年-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从一战百年看巴黎和会1919

2018年11月11日，除了是双十一，还是一战百年。我在徐瑾经济人公号和知识星球都推荐一本，这本书叫《缔造和平》，让你了解真实一战结尾与二战起源，尤其是巴黎和会。

提起1919年巴黎和会，可谓二十世纪历史的断层线，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评价。一般人们的印象好像只有凡尔赛对德条约，事实上，有不少国家卷入这场会议；更重要是，在厌战的集体情绪之下，这场会议至少试图塑造新的国际秩序。

在1919年，巴黎是世界的首都，不同国家爱各色人等云集于此，据悉，参加国家有27个，与会的各国正式代表超过一千。今天来看，巴黎和会的遗产不仅仅是一时一地，更是塑造了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

加拿大国际关系史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是当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她所著《缔造和平》一书，试图还原更为丰富的巴黎和会，在其中充满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与人物形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巴黎和会三巨头的栩栩如生形象，更可以看到日后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比如当时还是学生的李承晚。

巴黎和会主要目的是解决一战问题，而一战主要是在欧洲战场进行。这场战争不仅将欧洲撕裂得四分五裂不说，更关键的是暴露了欧洲人内在虚弱与失去斗志，无法管理好自身问题，这为代表新时代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带着“十四点”计划登台创造了条件。

时代变化也促成了外交变化。过去的维也纳系统之下的外交，主要是外交官甚至宫廷之间秘密会议，巴黎和会试图创建的国际秩序，则要求更为公开甚至公正的外交氛围。这事实上也和普选扩大的时代背景联系在一起，媒体的发达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能够前所未有关注这一会议，这也使得民意成为国际秩序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对于不得不习惯媒体镜头的政治巨头而言，任务显然更重。

外界期待如此之高，其挑战可想而知，很可能就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比新时代呼之欲出的理想，现实始终坚固存在，无论是巴黎和会的现实，还是各国政治的现实，如何弥合不同国家之间分歧，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的任务，中国等国家命运变迁也卷入其中。

换而言之，欧洲问题始终是巴黎和会的核心，亚洲的问题只是配角。然而，亚洲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正在崛起甚至走向军国主义，而民国在袁世凯去世之后陷入了南北对峙，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巴黎和会明显对于日后二者走向影响深远。

对于当时国人，巴黎和会可谓惨败，日本接受德国在青岛和胶东地区的权益可谓惨败，1919是顾维钧的悲剧之年，是西方列强的失言之年。

然而，站在日本角度而言，巴黎和会也远远谈不上外交胜利。日本作为后发国家崛起，其成就在明治维新之后可谓斐然。日本国力已经追赶传统大国，从1885年到1920年，日本国内经济生产总值增长接近三倍，矿业和制造业接近六倍，海军甚至不算德国排名是第三，战争也使得日本对外出口急剧扩大。

我曾经在《徐瑾经济人》多次聊过日本历史，当时日本什么反应？日本一直希望融入国际秩序，成为一流国家得到认可，然而日本仍旧感觉到自身在国际社会的不被理解甚至嫉妒怨恨，对于日本移民的限定也与日俱增。当时西人对“黄祸”的恐惧已经开始，日本明治维新元老山县友朋就一直强调要避免白种人结盟反对黄种人。日本当时态度对英美态度是配合为主，也自觉限制移民数量。日本巴黎和会代表在出国之前，已经被首相叮嘱要与英美合作，在以巴黎和会主要目的是提出是种族平等。

这一条款今天看起来很美好甚至无害，但是在当时却显得格格不入，无论日本代表如何坚持不懈提出这一条款，始终遭遇不是漠视就是反对。即使在日本最密切的盟友英联邦内部，这条条款也遭遇很多反对，比如澳大利亚的首相休斯就觉得改变白人主导政策，澳大利亚没有政府能活过一天，他质疑日本提出的意图，“我们的立场是，如果有意图，拿你就明说；如果没有意图，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件事？”

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在种族平等问题遭遇的挫折，使得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争取就更不能放弃了，这也是列强对日本的安慰，也是日本国内的压力所致。日本提出在山东的权益基于这是源自德国的利益而到继承，这不仅基于日本参战的事实，更是事先得到英国法国俄罗等国支持，而且北洋政府事实上和日本对此有过不少协议。如果在旧时代，日本在山东的计划并不会遭遇那么多挑战，如今这一计划在美国以及顾维钧等人努力下，可以说赢得非常艰难，日本代表回国也遭遇不少批评。

山东的问题，在巴黎和会只是一个小篇章，甚至在个别巨头眼中，只是让他们无端烦恼的又一件小事。然而，这件事使得民国和日本都充满了挫折感，对两国命运改变都非常巨大。当时日本和民国某种意义上都在努力进行宪政实验；北洋政府看似分裂，其实也是各方谈判的必然阶段，如果有时间未尝不能成就一番事业，而日本当时正是大正天皇阶段，处于大正民主时期，党派政治欣欣向荣。

民国和日本当时都希望凭借巴黎和会主张的暖风，走进新国际秩序的春天，然而现实使得此前的梦想类似幻觉。对中国而言，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对欧美的警告恰恰言中，巴黎和会的结果不仅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兴起，苏联模式对于中国焕发新的影响力。对于日本而言，影响相对隐蔽，但是逻辑也是一致，即日本感受到西方尤其白人列强的虚伪性，对于以和平合作姿态融入国际秩序努力遭遇碰壁，为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平添了不少动力。

这是亚洲的故事，在20年代被认为无关宏旨，在几十年后才被意识到重大影响。站在欧洲乃至与全球视角，巴黎和会的影响当时已经显现。

今天来看巴黎和会，对于一战引发对德纷争并没有妥善结局称为最大问题，迄今仍旧不少评论认为巴黎和会埋下了二战的影子。《徐瑾经济人》多次推荐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曾经在巴黎参会，他感受到了各国对于德国条件苛刻而不符合现实，甚至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指出追求对德国的惩罚不仅会伤害德国，也会毁灭欧洲。

因为这本书，凯恩斯日后名声大噪，不过他的观点毕竟代表了经济学家的看法，对于国际关系学者，巴黎和会有不同的意义。比如基辛格站在美国人角度，就认为很少有一份外交文件像《凡尔赛和约》那样在达到自己的目标上如此失败，国际联盟本来目的是用法律机制取代大国角逐来解决争端，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强制执行，甚至导致德国和日本对于旧秩序的破坏冲动。

这是巴黎和会的过错么？或许是，二战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现代化过程无法避免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看来，巴黎和会不仅仅是《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甚至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不该归因于此，巨头们都在努力营造和平，虽然事与愿违。巴黎和会的遗产与意义，不仅仅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被欧洲传统列强取笑或抵制，但他的方向却被时间证明仍旧有效，只是当时领先世界半拍，甚至类似当时日本对于种族平等的质疑追求遭遇的困境。

威尔逊主义虽然当时没有被有效实行，但是种子已经播出。二战之后美国外交基本走向了威尔逊主义的事件。如果站在今天来看，我们仍旧在巴黎和会的基础之上，历史的无奈与不可欺，大概也在于此。你觉得呢？

作者徐瑾，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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