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降准，杠杆是否在继续？是否在印钞？印钞与否，或者说中央银行是否走向昔日金圆券或者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看似经济政策，最终落脚点还是政治动机。
宽松不是原罪，降准不是印钞，甚至常规印钞并不那么可怕，可怕是透支央行账户，印钞给特定人群花，这才是恶劣的通胀起源。
央行从3月1日起，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官方说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对此我实在没啥好说的，杠杆是不得不继续了，该降就得降，传统手段虽然老，但好过各种创新花头。
来自央行官方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自2016年3月1日起，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央银行是否是“印钞者”
作者：青年经济学者 徐瑾
本文节选自作者新著《印钞者》
货币政策永远是难题，恰如美国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公众与精英对于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政策有太多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左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直到今天，还是不乏国内外经济学者对于中央银行印钞的指责，公众对此则往往一路鼓噪呼应。二十一世纪的金融系统并非出于人为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是从传统更新。我在金融新著《印钞者》中梳理中央银行历史的时候，也期待对“印钞”做出更多解释。
对这本书，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要用“印钞者”这一说法，毕竟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等宽松政策已经给予中央银行很大压力，外界时常指责他们免费印钞票。我想强调一点，现代央行的宽松不等于“津巴布韦式”印钞票，那种做法只是让政府财政透支央行账户，是财政赤字的直接货币化，是始于过去直到现代的古老做法，法币、金圆券以及德国马克逻辑类似，最终结果一定是恶性通货膨胀。至于常规央行的量化宽松松等操作，其实是另一种公开市场操作而已，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甚至难以打败通缩（从日本经验可见一斑），并不是公众思维中的“印钞”。
那么，中央央行到底有没有印钞？复杂的问题其实往往没有简单的问题，是又不是，中央银行确实在发行货币购买国债，但不是公众思维中的肆意发钞。值得注意的是，当利率接近于零时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边际在模糊，量化宽松走到极致也会面临掣肘，资产泡沫的相关性也令人生疑。
换而言之，在经济讯息万变的今天，新一代中央银行应该更加透明，公众支持本就是一个公共部门的存在基础。中央银行职能不断扩大，中央银行家则需要不断更新技能，沟通本来就是其工作一个部分，格林斯潘时代含混不清的措辞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甚至有研究指出，中央银行应该更善于“讲故事”——故事是人性的本源，好故事意味着更有效的沟通。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银行决策背景应该更多元，甚至有一天，中央银行不一定需要是经济学家。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历史都不会简单重复，在历史之上我们看到了太多人性的贪婪与愚蠢，也看到了人类聪慧的设计以及伟大试错。当英美对抗纳粹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美国“试过一切错误的方法后，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式。”——这也是我对于中央银行的期待。
金融如此重要，如何最小化其负效应只能是折中之举，链接金融体系三要素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设施的正是中央银行，其主要管道就是货币，或者说信用。回头思考，货币或金融，其本质是什么？金融是不同资本在不同时空的交换与交易，私人之间对应着债务，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应着税收，市场与个人之间则是流动性；当私人债务繁盛时期，国家税收也随之上扬，经济繁荣活跃，但是当债务积累一定程度，无论个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都足以形成泡沫，泡沫之后是挤兑，之后就是流动性缺失，此刻需要在国家层面有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这是就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的泡沫离不开货币，无论泡沫的开始还是幻灭，而作为货币提供者或者说“印钞者”的中央银行，也在一次次危机轮回中，参与毁灭与拯救世界。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资本在不同时空的置换交易背后，揭示出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对于经济发展，这种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伴随着人性百态，其亢奋与胆怯也构成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
金融不断进化的过程，也催生了人类社会诸多变化，大到帝国兴衰，小到个人贫富。金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催生现代纸币与中央银行制度，促使了工业时代英国的崛起；另一方面，这种效率提升也鼓励了冒险，其后果并非均匀分布，因此也导演了大萧条，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再到中国危局。
金融进化从国家到个人，其优点和短板都在体现。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有其量度，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近代接近GDP100%），金融对增长很可能带来负面效果，这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状况。
展望未来，除了监管者与资本市场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金融的作用更在于社会个体在经济博弈之外的竞争与合作，这不仅是金融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从过去“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之后的“皮凯迪旋风”，再到中国各类二代在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金融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机会不均等问题难以回避。这是一个严峻到决定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是受限制篇幅与题材，这不是《印钞者》希望讨论的主题，或许以后可以专门讨论。
印钞与否，或者说中央银行是否走向昔日金圆券或者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看似经济政策，最终落脚点还是政治动机。从中央银行到更大层面的经济因素，从历史到现实确实构成很多问题的要害，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经济之外的政治作为。经济学家往往忽略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往往充满随机因素，甚至不少经济学家会认为好的政治就是放松的政治，反观现实，民众尤其国内民众可能又会过度强调政治因素——折中地看，经济与政治裹挟难分，但任何政策举措本身应该符合或者遵从金融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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