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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去“予她同行”女性当代艺术展,在开幕式上听到策展人谈到,最初要做这个展览就非常不易。尽管像这样主题的艺术展在国内似乎还是首例,但当她们找场地时,常得到的一个反馈是:“中国女人的地位已经够高了啦。”
 
的确,像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时都会听到。这也很容易引起激烈的反感和抗辩:中国女性的地位哪里高?高过男性了吗?和欧美相比高吗?由于这中间有着无数个人体验和视角的差异,再混杂以情绪,最后往往变成毫无结果的争论。
 
之所以容易引发争议,除了两性平等议题本身的敏感之外,在此关键的一点恐怕在于:这句话乍看是一个客观陈述句,其实却是一个主观判断句。
 
打个比方,你遇到了美食,也许自己觉得还没吃够,但父母已经在提醒:“你吃得已经够多的了,再这样下去都要发胖了。”——请注意,这里父母说你“吃得已经够多的了”既不是客观事实(如何界定“够多”?),也不是你自己的感受,而是他们的主观判断。
 
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基于对由此引发后果的担忧(所谓“隐忧”),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你这样下去会引发某个不利后果。好比说:“这么小的孩子就敢跟父母回嘴,长大了还了得?”也就是说,在这个语境下,“够多”不是一个静态的陈述,而是一个动态的趋势,正是这个发展的苗头,让他们认为有必要预先加以防范和制止。
 
换言之,“中国女人地位已经够高了”这句话,除了偶尔有些女性以此欣慰之外,在大多数语境下,它其实是半句话,还有没说出的半句话是:再这样高下去,就将改变现有两性权力结构,难以控制了。换言之,这话与其说是肯定“女性地位高”,不如说是担心由此引发的后果。
 
如果是这样,那这就意味着一种防御性的保守反应:它既含蓄地承认现有秩序遭遇了挑战,但现在局势还能控制(只是“再这样下去就危险了”),同时又拒绝做出动态调适,而是试图将“苗头”压制在可控的尺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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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恐怕是中国人深厚的秩序情结使然。
 
虽然儒家如今在中国社会已成了无所依附的“游魂”(余英时语),但两千年的儒家传统的浸润仍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乱”的深深恐惧,这种“乱”按现代术语来说便是“失范社会”(anomic society),也就是人人都不安本位,不肯接受既定的行为规范。
 
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儒家认为,除了正名循礼,每个人接受自己的角色地位所应遵循的规范要求外,别无他途——用大白话说,“男人就该像男人的样子,女人就该有女人的样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要每个人都按自己所属地位的规范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么,社会就能顺利运作。
 
由于每个人都嵌入在各自的社会角色之中,限制其个人权利的并不是其性别,而是权力地位。瞿同祖在其名著《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指出:“女子是否庶出,毫无关系,而她在夫家或贵为妻,或贱为妾,那时才能决定她的命运。”
 
看看《红楼梦》就可知道,一个女性是家长、母亲、妻子、妾、女儿还是丫环,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和所受的待遇天差地别。由于不同社会角色之间没有可比性,仅仅身为女性这一点也就不是决定性的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代只有母权、妻权,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女权”。
 
性别意识的萌生,往往出现在“本来你可以,但只因你是女性就不可以”的时刻。在传统时代,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角色,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与人之间被认为天然存在差异和不平等,就像父子之间、皇帝与老百姓当然不对等,很难说“皇帝能做的为什么我不能做”,理由很简单,你们要遵循的是不同的行为规范。
 
只有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趋向相对平等时,这样的问题才会大规模涌现。不少女性都说,小时候其实并不怎么感觉到性别不平等,特别是中小学里往往是只看成绩的,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就怎么样,因而她们性别意识的萌生,往往倒是在长大之后,愕然发现社会竟然还有另一套潜规则告诉自己:只因你是女性,你就不行。
 
这时,对既定秩序的质问开始了。
 
3
 
如今女性开始发声,从她们自身的角度来说,这是自我的觉醒;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却意味着她们不肯接受既定的规范。
 
“女孩子不应该跟男孩子一样”——这是原先默认的角色规范,然而现在女孩子却要问:“为什么?”这既是性别意识的觉醒,也意味着开始挑战既定安排,因为她们发现并进而质疑,这个既定安排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面对这样全新的局面,很多人嘟囔“中国女性地位已经够高了”的时候,表达的其实是一种不适感。在此,“高”就和“极端”一样,是一个主观判断的尺度,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往往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标准是什么,他们只是本能地感觉,这样下去,自己原先已习惯的秩序安排就将被颠覆了。对于这种“乱”,他们既不舒服也不愿改变,更没兴趣理解女性为什么变得这样,只是希望能尽可能地维持自己心目中的秩序不变——通常那就是原状。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女性地位够高了吗”这个问题的重点并不是究竟够不够高、什么意义上才算高,而是背后潜藏着的动态博弈。本来,当一个社会现代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秩序要在不断的动态调适中达到新的平衡,但很多中国人尚未适应,因为在达成新的范式之前,他们习惯已久的秩序将首先面临崩坏,也许他们说不清楚这种感觉,但本能地试图阻止。
 
这就是当下这个过渡时期的缩影,我们很可能正在见证历史,当然,如果你足够有勇气的话,也可以一起创造历史。
 
文章来源于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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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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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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