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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到这个标题,你笑了,说明你跟我一样,都看了罗翔的脱口秀表演。
 
这个年底,他拿了很多奖,上了很多节目,获得了很多荣誉,也发了很多言。
 
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趣味而言,这是罕见的:一个法学家,居然因为本身业务太过扎实、居然因为法律解说得好,可以反串娱乐界。
 
而且还真的很欢乐。
 
比如,他年底的脱口秀首秀。第一次登上一档娱乐节目,却老道得要命,跟说了不知多少年脱口秀似的,贡献了很多金句。
 
罗翔还是那个罗翔。
 
| 2020年末,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厚大法考刑法主讲教师罗翔参加了《脱口秀反跨年》,获得网友热评。
 
对于自己参加节目,他说:
 
「我不会搞笑,我是搞普法教育的。」
 
「脱口秀也不是法外之地。」
 
不,他就是来搞笑的,还很成功。
 
他拿发生在李诞、朱一旦,以及张雨绮身上的事开玩笑,丝毫没有违和感,也不让人感觉冒犯。
 
「李诞问了我一个员工解约的问题,朱一旦问了我一个合伙人退出的问题,张雨琦问了我一个拟定婚前财产协议的问题,一下子把我给问蒙了。」
演讲期间,台下观众笑得人仰马翻,屏幕前的人,也是笑声连连。
 
结尾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
 
「如果一个人标榜自己遵纪守法,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这句话,是最典型的罗翔风格。
 
他一直擅长的表达风格,就是在我们都熟悉的日常语言里,轻轻一个急转弯,抛给你一个认识落差。
 
当然,如果你想明白了,落差就会变成启发或者洞见。
 
脱口秀里的这句话,就有这样的转折:一个遵纪守法的规矩人,却完全可以是人渣。
 
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要求。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一辈子远离牢狱之灾,不曾被刑法撕咬,但不等于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可能是你生活里认识、但绝不想打交道或结交的葛朗台;
 
他也可能是一个绝不谈原则是非、见好处就上、见坏处就躲的乡愿;
 
他还可能是一个表面对你无比温暖,背后谋算伤害你的答丢夫式(a classic Tartuffe)伪君子;
 
都不犯法,但可能都很人渣。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被他说得明明白白。
 
| 你想做个好人吗?做好人很难吗?可是,什么是「好」呢?就算你心中有标准,你的标准能够推而广之吗?这些都和伦理、道德都脱不开关系。「知鸦」的通识课《为什么要做好人?》,专门讲述伦理与道德,一起探讨该不该做好人,能不能做到等伦理问题。立即扫码订阅,享受5折特惠。
 
你可能会想,法律就不能把所有的道德都保护起来吗?
 
假如法律真的要把所有道德都保护起来,那么按照罗翔的看法,这「看似善良的愿望往往会把人类带向人间地狱」。
 
假设你同意要用刑法保护所有的道德,那么流氓罪就得回归,因为女孩子要自重、男孩子要检点。如果做不到,那就严打。
 
80年代流氓罪严打时的情形,罗翔在他的《刑法学讲义》里列举过一些例子,触目惊心:
 
一个男青年给女友拍了些较为暴露的照片,死刑,女青年是共犯,有期徒刑;一青年酒醉路边小便,流氓罪,15年刑期,还要送到新疆劳动改造。
 
投机倒把罪要不要回归?如果引用社会主义道德观,根据剥削理论,商人没有创造价值,如果靠倒买倒卖赚大钱,这不道德,要惩罚。80年代严打的做法要不要恢复?
 
类似当年温州八大王(「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五金大王」「螺丝大王」「合同大王」「翻砂大王」「电器大王」)这样的商贩,实际上用他们的机灵满足了社会需求,是不是还得抓起来坐牢?
 
再想想,如果立法的人有宗教偏好,比如伊斯兰教,那要把穆斯林的规矩也立法吗?尤其关于女性的部分?
 
一旦法律对道德的保护到了这个地步,以至于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那就等于逼人造假,逼着老百姓说一套做一套,天下将伪君子盛行。用孔子的话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所以,罗翔说,要把道德当作入罪的根据,那不但法律不会被普遍遵守,而且还会把人间带入地狱。
 
那么,法律尤其刑法,与道德之间的分寸究竟该如何把握?
 
对此,罗翔在他的《刑法学讲义》里有一个极精妙的说法:法益作为入罪的根据,而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
 
理解前半句,需要解释何为「法益」。
 
所谓法益,就是法律要保护的利益。
 
关于人类社会刑法存在的意义,有两种说法,保护法益、惩罚对法益的侵犯,即是其中一种,被称为「法益侵犯说」;另外一种说法,「规范违反说」,意思是刑法要保护道德规范,当道德规范被违反时,必须惩罚。
 
这两种说法,在「法律是人对道德的最低要求」下,其实是统一的。比如不能杀人放火强奸、不能偷盗抢,这既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又是对别人利益的直接野蛮侵犯,所以刑法要予以惩罚。
 
但既然一致,就更应该强调「法益」,而不宜强调「道德」。
 
怎么说?
 
这就要说到下半句: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
 
也就是说,道德更好的用途,应该是用来原谅别人。
 
入罪用法益,出罪用道德。
 
推理下来的意思是,当一种行为被认定侵犯了「法益」时,不一定要当犯罪对待,因为有可能,这是道德意义上应该容忍甚至鼓励的。
 
罗翔举过一个张三例子。张三性侵一位女生,女生拼命反抗,一脚把张三踹到河里淹死了。如果从法益角度,张三的生命权被女生侵犯了,女生为了保护她的性权利牺牲了张三的生命权,生命权要大于性权利,因此,按照「法益侵犯说」,入罪用法益,女生犯了故意杀人罪。
 
但道德上,张三对女生的性侵犯是必须要谴责的,因此女生的反抗在道德上是要鼓励的,所以出罪用道德,应该用正当防卫豁免女生的行为。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张三被人杀害,但公安机关不立案,他母亲将张三脑袋剁下,提着人头进京上访,这时她母亲构成侮辱尸体罪吗?
 
从形式上,构成犯罪。从法益上说,侮辱尸体罪践踏的是尸体的尊严或者相关人员感情的行为,相关人员指的是遗属,在这个例子里,恰恰是遗属出于对张三的情感才去侵犯尸体,法律应当理解这种母子人伦关系,并以之宽赦张三母亲的行为。
 
这也是「出罪用道德」的含义。
 
在罗翔的观念里,法律乃平衡的艺术,如此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法益与伦理如此统一起来,才是相对完美的折中与平衡。
 
所以,就这么一个娱乐节目里的段子,其实包括了很多深入的思考。
 
而且说到这里,其实还不够深入。
 
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的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为什么要谨慎的限制法律的惩罚范围?
 
刑法到底是啥?
 
也许刚从中学教育走出来的人,会顺嘴背一句:...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或者你是不是会同意这样的解释:刑法的使命就是打击犯罪?
 
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那你就要面对罗翔这样的反问:如果一切都为了打击犯罪,那为什么还要辛苦制定成文刑法?
 
对国家来说,没有刑法条文,打击犯罪不是更容易吗?
 
没有刑法条文,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打击,有了刑法条文,反而限制住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刑法简直多余。
 
张三年轻的时候曾经强暴过一个7岁的女孩,这个女孩要到28岁了才有勇气去举报,张三被公安讯问的时候也承认了强奸,但是已经过去了21年,而刑法里最长追诉时效是15年(除非犯的罪可以最高判到死刑或者无期徒刑,那也只能延长到20年),请问怎么办?
 
你会不会恨得直咬牙?用罗翔的表达,是不是应该法官拍案而起,下令把人渣张三拖出去,犬决,这样才能大快人心?
 
如果刑法就是打击犯罪的工具,那这么碍手碍脚的刑法,的确无法理解为何有存在的意义。
 
因此,还是要追问: 人类为什么要有刑法?
 
罗翔说,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
 
所以,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因为,不受约束的刑罚权,比犯罪更可怕。
 
引用罗翔《刑法学讲义》原文吧:
 
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无论哪种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至善至美的权力只存在幻想之国,世俗的任何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
 
人性有幽暗面,人类并不完美。
 
国家垄断的暴力,总是掌握在某个具体的人手里,当这种权力不受限制时,有可能会给社会造成比具体犯罪更可怕的后果。
 
所以要用刑法的明确规定,来约束国家的无限权力。这叫「罪刑法定」原则,也就是要用刑法条文,对国家权力做严格的约束: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
 
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基辛格也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
 
「政治的最根本问题......不是控制邪恶,而是限制正义.」
 
(The "most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olitics ... is not the control of wickedness but the limitation of righteousness.”)
 
正义要被限制,因为在无限追逐正义的过程中,权力会被滥用。
 
而权力不被滥用,人民才有自由。
 
合格的法学家,都要洞察人性的弱点,理解世界的复杂,然后接受有瑕疵的正义。
 
罗翔当然是一个合格的法学家。
 
而且,他的语言还非常妙。
 
他擅长讲述世界的复杂场景,讲述人性的各种弱点,然后在你认知的边界,突然转折,让你获得启迪。
 
再回到法律与道德关系的例子。
 
既然法律是是「最低的道德要求」,那么合理推理是:「道德高于法律」,同时,「法律还应该是道德的」。
 
你会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罗翔都会告诉你,「同意」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只要「同意」,其实就已经带了价值判断。
 
在他一席谈的演讲里,有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发挥。
 
我们肯定都会同意,我们是人。
 
但请问,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人?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算人?
 
一般都会回答:从出生开始。
 
那什么叫出生?
 
母亲怀孕第一次阵痛?还是全部脱离母体?还是婴儿生产时全部露出?部分露出?
 
每一种回答都会带来不同后果。
 
比如,如果采取「全部脱离母体时才能算出生」,那如果一个重男轻女的父亲,在婴儿出生露出部分时发现是女婴,不要,掐死,塞回去退货,这可以吗?算不算杀人?
 
还有人到什么时候结束?是心脏停止吗?还是脑死亡?
 
如果心脏停止算死亡;那张三父亲已经脑死亡了,但心脏没停,张三没钱继续维持父亲的这种状态,他能不能拔掉生命维持器?如果拔掉了,他父亲心脏停止了跳动,请问,他算不算杀人?
 
世界如此复杂,到处充满了带价值观的偏见。因此,罗翔说,作为法律人,眼中永远都是价值问题,没有纯粹的事实问题。
 
法律无法非黑即白,法律只是在各种复杂偏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也不能用法律承担对自己的所有要求。
 
因此,罗翔才要强调:
 
「法律其实解决不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人内心的道德准则。」
 
他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聆听康德的伟大教导,我们依然要去思考什么是我们所敬畏的,我们是不是依然能够像康德那样,始终对两件事情保持敬畏,一是头顶璀璨的星空,二是心中神圣的道德法则。」
 
罗翔是通透的。
 
他踩在我们认知的边界上,然后又用他幽默的例子与语言,带着我们再往前走了一两步。他总能找到合适的语言,用他的专业思考,既把我们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点出来,又找到一个合理的化解途径。
 
有时,有了他的表达,竟有一吐为快的代入快感。
 
也正因如此,罗翔才备受欢迎。
 
他简直汇集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情感诉求。
 
他自己也有所意识,还在《十三邀》里用他特有的幽默方式谈到:
 
「当你的一些理论迎合了这些出厂设置,老百姓会觉得,你说出了我想说但表达不出来的话。」
 
他的「红」,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以往,人们常觉得法律与自己无关,刑法更是与自己八杆子打不着。
 
但一次次公共事件的爆发,「杭州保姆纵火案」、「张扣扣案」、各类性犯罪案......
 
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与恶的距离,竟然那么近;
 
我们与法的距离,竟然那么远。
 
社会的法律意识在萌发,而公众的法律常识,仍是空白。
 
这是罗翔成网红的必然原因。
 
换句话说,社会需要罗翔这样的人。也许没有罗翔,也会有李翔、张翔,来承担这样的普法角色。
 
但能红成这样,能出圈得到各类人群的喜欢,也少不了罗翔的个人魅力在内。
 
比起硬核的知识点和内容,强有力的逻辑,更加打动人心的,是他那些永远都有一个「法外狂徒张三」为主角的搞笑段子。
 
笑与猎奇是一种缓解心理应激反应的方式。「法外狂徒张三」的系列法律段子,本身是一个个悲惨的社会事件或是一些假设的悲剧,但却能让人又笑又泪。
 
这种反差,有时让人想起《十日谈》这本书。
 
《十日谈》这本书,充满了让人捧腹和猎奇的故事,但薄伽丘写作的时候,却是在黑死病蔓延的中世纪。
 
时代一片黑暗与绝望,薄伽丘却偏偏从瘟疫里得到了启发,写出了取乐的段子。
 
为了躲避瘟疫的年轻人,在废弃的屋子待了两周,他们互相讲故事取乐。
 
比如第三天的第八个故事,有个院长爱上了一个农民的妻子,就把农民囚禁了,等农民的妻子怀孕了,又把他放了做孩子的爸爸。
 
还有像第四天的第一个故事,一个亲王杀死了女儿的情人,并取出心脏给女儿吃,女儿痛苦地用眼泪和毒液浸泡了心脏,一饮而尽。
 
这样离奇的故事在《十日谈》中比比皆是。根据薄伽丘自己的说法,他这本书说的故事是:
 
「悲苦到了尽头,也会涌起意想不到的欢乐。」
 
罗翔的段子何尝不是如此。
 
法外狂徒张三,能带给人欢乐,其实正是人们在生活中备尝辛苦。
 
他今年在B站领奖的时候,对张三道歉,同时又强调,我们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张三,我们要控制内心的张三。
 
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你无法避免心动,但千万不要行动。
 
他有内省。
 
他的法外狂徒张三火了,他也火了,但他并不那么乐观。
 
在《十三邀》与许知远的对谈中,许知远问罗翔是否习惯了这种新的、更大的舞台,他说:
 
「很多人所谓的被你影响,那只是片刻感动了,最后还是投入到自己以前的生活。」
而当许知远问到,罗翔是否会认为人们听他的课,会真正对法律感兴趣时,他又说自己「没有这种幻觉」。
 
他开玩笑说过,学刑法最崩溃的时刻,这个问题明明讲过,你还笑过,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听他课的人肯定不乏「娱乐至死」的消费者,虽然是法律段子,也是段子,听过、笑过就抛在脑后,忘了。
 
当然,不管看起来多悲观,他肯定也还会心怀希望,希望能够真正影响到听课的人,使他们不会只成为法律「技术主义者」,而是会像他常常说的那样,能够保持一种普通人的常识感和良知。
 
他想告诉人们,法律是什么,道德是什么,他也想告诉所有人,读书有多重要,想为所有人推荐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
 
他的段子是欢乐的,但刑法本身是严肃的,其背后是一系列社会悲剧和需要反思的现实事件,而在他以法学家成功出圈到娱乐圈之后,也许对法律精神的社会普及,可以有某种期待?
 
薄伽丘在瘟疫下为人们带去了欢乐,但这种欢乐并非只是消减了恐惧,还带来了观念的变革。
 
随着《十日谈》的出版,人们开始反思死亡与生命、爱情与欲望、自由与信仰......
 
它成为文艺复兴最明亮的一抹色彩,使人们广泛反思过去走过的弯路和产生过的悲剧,并找寻到更为光明的前路。
 
罗翔与「法外狂徒张三」,是仅仅为人们带去了「片刻的感动」,还是铺垫了更长久的法律意识?
 
还可以观察,可以期待。
 
当然,我们不应放弃期待,但也不能过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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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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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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