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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过劳死事件的反思中,很多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用命换钱”的刻苦;“用命还不一定换得到多少钱”的无奈;以及在这样逼仄处境下是否还有其它选择。
 
说实话,像这样的反思本身就很可贵——因为残酷一点说,放在几年前,恐怕中国社会都不是这样的反应。广告巨头奥美曾不止一次发生这样的事:2008年北京奥美资深客户总监林宗纬因心脏病猝死,2013年又有一位24岁的年轻员工在连续加班一个月后过劳死,但这两件事即便在广告界,也未激起多大浪花。
 
十多年前,有新闻报道说职场新人自杀,当时我一位同事嗤之以鼻:“这都要自杀,那我们这行岂不是成了高危工种?”
 
像她这样的反应不是偶然的。很多人确实是靠自己的奋斗得到了成功,虽然他们未必不叫苦,但在看到他人的处境时,第一反应却不是同情,而是耻笑其脆弱,甚至以自己能承受高强度的加班为荣——因为“我”能行,“你”却不行。
 
几年前《中国青年报》上刊载的一篇短文就是这种生存哲学的写照:苹果树结了10个果子,9个被摘走,它可以觉得不公平,但它也可以“继续成长”,“其实得到多少果子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一直在成长。等到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那些曾经的烦恼,阻碍它收获的力量,都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底层的生存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我实现的成功学结合在一起,最终不是去质疑制度的不合理,而表现出对权力和不平等的极大忍耐力,却幻想自己掌握着主动,可以在逼仄的环境下不断成长,而那些不公则统统不过是通往自己成功道路上的一系列考验罢了。
 
确实,当个人无法反抗结构的时候,这种精神胜利法不失为一种让自己感觉良好的安慰剂,这么想的人也并非不知道自己是受剥削,但他们往往并未意识到:连这种自我实现的成功,也往往不过只是一种幻影,并最终服务于整个结构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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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以往这种生存哲学如此盛行?这可能有赖于一系列社会条件:科举制所培养的绩效主义、僧多粥少的内卷化效应、“工作本身是一种道德”的劳动观念(同时将“消费”看作是罪恶和放纵),但更重要的是向上流动的机会。
 
前些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有20%的人自认属于最顶层那1%的阶层,剩下有19%的人自信可以通过努力挤进那1%。这就是“美国梦”的基础:人们可以忍受不平等,因为其它价值(特别是“自由”)比平等更重要,不平等甚至可能对自己有利;但这前提是:社会必须确实存在向上流动的机会,否则难以维持这样的幻觉。
 
这个机会有就行,甚至不需要多。很多人抨击秦制下通过军功得爵、科举制下中进士的概率都很低,但这忽视了一点:对大量底层者来说,正因成功很难,所以才格外具有吸引力,也更证明自己能杀出重围有多了不起。只要给人这样一个希望,就可能有39%的人相信自己是、或将是1%的顶层成功者。这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也维持了结构的稳定性,因为人们拒绝相信自己“不行”,而竞争失败者则将被嘲笑为是自己有问题。
 
问题是:对这样一个社会来说,阶层固化最为可怕,因为它刺破了那个能提供激励和稳定的幻觉。
 
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故事中,人们在一再忍让之后的爆发,通常都是因为这个幻觉被打破了。拿走90%的果子,也可以自我鼓励继续成长,但如果震惊地发现,对方得寸进尺地还想拿走95%、99%乃至100%,此时,就像温和如林冲,也“逼上梁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内心需求其实很可怜:给条活路,不要把我仅有的一点上升通道也都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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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奋斗”的合理性来自足够的成长机会,但在大学扩招之后,越来越多人加入“奋斗”的行列,而机会却随着阶层固化看来变得越发渺茫时,即便是合格的工具人,也不能不产生自己的怀疑。
 
本来,人们能容忍不利的条件,不仅是因为缺乏反抗手段,也因为幻想自己可以从现有安排中得益——只要自己可以不断成长。但如果最终清醒地看到,自己并不能成功而可能失败,甚至长得再高也都一样被割,那成长又是为了什么?倒不如还有个简单得多的选择——躺平算了。
 
去年流行的“打工人”一词,正折射出社会心态的重要变迁:年轻人的自我认同不再指向上面的“成功者”,而开始指向普通劳动者。尽管社会仍然充满社达气氛,对“白左”、“圣母心”的嘲讽比比皆是,很多人不屑于对弱者的同情,但现实中进入权力的绞肉机,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弱者时,内心恐怕多多少少会有些冲击。
 
政治学者刘擎前些年就曾说过,在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当下,从原有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的个体面临巨大压力时,原有的说辞已变得虚假,“因为这和你生命实践中的真实体验是相悖的”: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有机共同体的传统社会。你是流动的,而不是永久地从属于一个社群,这是现代社会中一种内在于生命的感受。一个农民工跑到城市里来,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你脱离了原来的乡村,离开一个有机共同体,进入城市,你被抛入了有点原子化的状态当中,你要重建身份认同,寻找新的社群。但没有一个永远可以依靠的社群在那里。你要过有尊严的生活,你孩子要入学,你需要保障,这个时候,权利的问题就会出来,这不是西方不西方的事情,它是从生命实践中凸显出来的。但有人告诉你一套说辞,说反正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有困难我们一起承受。可实际上,往往没有人和你一起担当,于是这种说辞就变得虚假,没办法内化为你真实的信念。通过宣传机器,表面上不断让你去内化,其实是让你接受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安排。
 
这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受什么势力的鼓动,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发产生的生命实践。尽管由谁、如何保障这些权利人们还有争议,但现在的年轻一代确实已经在召唤一个更公正的安排。
 
“吃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生存哲学在现实面前已逐渐褪色,人们不仅发现“吃了苦中苦,也未必能为人上人”,甚至“成为人上人”也未必再有吸引力。
 
这当然是好事。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出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所描绘的理想安排:如果每个人都不清楚自己在走出幕布后将扮演什么社会角色,就不会对某个角色太苛刻,因为或许自己就将成为他。
 
就像有人说的,是时候打破“人上人”的幻觉了,“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你的孩子孙子都将是普通人。你应该考虑怎么样创造一个对普通人平凡人好的社会,而不是幻想你的后代是人上人。”
 
文章来源于“维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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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278篇文章 2年前更新

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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