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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施展
 
9月14日,未来的互联网秩序见证了一个重要的脑洞时刻,值得深入沙盘一下。
 
美国甲骨文公司在这天证实字节跳动已向美国财政部提交一个方案,由其作为TikTok“可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Trusted Technology Provider)。依照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TikTok将继续把美国作为总部,它与甲骨文的关系有些类似于苹果公司在中国由云上贵州进行数据合规的方案,甲骨文会成为TikTok的数据托管商,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而TikTok也不会把核心算法出售给甲骨文。
图 | 媒体报道甲骨文确认将成为字节的“可信赖的技术合作伙伴”
 
这个方案(下面简称“甲骨文方案”)会在本周接受美国财政部和CFIUS(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方案可以回应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担忧,同时也不会违反中国禁止核心算法出口的规定。
 
此前我曾经在札记中提到,蓬佩奥在7月23日的“干净网络宣言”,是提出了一个真问题,但给出了一个坏答案(原文链接:美国“净网”计划的真问题与坏答案|施展札记25)。而甲骨文方案则给出了好答案的一个可能方向,里面还蕴含着一系列更大的想象空间,提示着未来某种新秩序的可能性。
 
1 真问题与坏答案
 
先说真问题是什么。
 
数字经济时代和传统经济时代有一个重大区别。在传统经济时代,各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可以通过国界而形成物理性的隔离,一般情况下,各国之间不会因为贸易关系而遇到他国制度的输入性效应。
 
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同国家因为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对于数据的监管法规和对隐私的保护都不一样,而数据是穿透国界流动的;于是,以数据(公司)为载体,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相互之间会有一种输出\输入效应。“干净网络宣言”就是想解决这个真问题,这个真问题也是今天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之一。
图 | 前一段时间美国所提出的“干净网络宣言”
 
但美国政府对此给出了坏答案,就是把网络斩断。强迫TikTok卖给美国公司,就是斩断网络连接的一种方式。之所以这是坏答案,在于互联网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边际效益递增的,网络规模扩大会带来网络价值指数级增长,这可以轻松消化掉管理成本的上升。边际效益递增的结果是,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必定会发展到以全球为运营空间。如果尝试把网络斩断,这种走法是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相违背的。回顾人类历史会发现,与革命性新技术/新经济的技术特性相违背的政治方案,没有能成功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政治秩序本身调整以适应新技术/新经济。
 
2 甲骨文方案的想象力与过渡性
 
甲骨文方案给出了好答案的可能方向,第一,它保持了字节跳动公司全球业务的完整性,也就符合了互联网产业的基本技术特性,不斩断网络;第二,它也回应了美国所担忧的真问题,甲骨文作为数据托管商,成为数据安全的中保,这就使得TikTok的数据安全可以被美国所接受和信任。
图 | 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
 
也就是说,甲骨文方案同时满足了两个要求,(一)保障互联网公司的全球属性、(二)克服互联网公司的跨国性制度输出效应。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是好答案的起码标准。
 
然而,从长线来看,甲骨文方案仍然不是足够理想,只能是个过渡性方案,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形成独立的数据监管商。
 
就此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一)为什么甲骨文方案仍不够理想,(二)为什么应当是“数据监管商”,而不是由国家来主导这个工作。
 
先说甲骨文公司的问题。甲骨文是数据库软件巨头,今天还是云服务巨头,而TikTok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数据和算法,甲骨文的业务与此有某种重叠性。业务有重叠性有好处,就是甲骨文懂得怎么去做数据监管,但还有坏处,就是甲骨文无法避免各种瓜田李下的嫌疑,也就不容易确保自己的中立性身份。至少,其中立性身份是有些暧昧的。
 
而作为监管者,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就应当是其中立性。如果中立性不足,则监管身份的正当性就是可疑的。因此,甲骨文方案只能是个过渡方案。
 
国家来做监管者的问题则在于,国家可以制定法规,并监督法规的执行过程,但是国家没有直接监管数据的技术能力,这种能力在商业公司手里。而如果国家也成立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公司大概率是低效率的,并且其中立性也是面目暧昧的。
图 | 甲骨文和TikTok的合作为我们开出了新的脑洞
 
3 数据监管商与会计师事务所
 
从长线来看,未来更加可行也可欲的方案是,发展出若干个新的完全中立的数据监管商。这些公司的业务就是只做数据监管,不做别的,其中立性便能获得保障。数据监管商的市场角色,有些类似于服务于商业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一个公司聘请好的会计师事务所做财务审计,它的财务报表的公信力就好,在股市上就更容易获得投资者的信任。聘请一个好的数据监管商,会成为一个数据公司的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图 | 当前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未来的数据监管商或许也会成为类似的存在。
 
未来的数据监管商应该会不止一个,就像市场上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很多一样,这多个数据监管商会竞相推出数据监管标准。从其专业性上来说,它们的标准会比各国政府提出的标准更高,但是也不会过高,以至于被监管的数据公司束手束脚,啥也干不了,那也就没人选这个监管公司了。
 
在多个数据监管公司的竞争过程中,会逐渐演化出能够平衡各种需求的监管规则,同时不同监管公司有自己的特色。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发现一种恰当的数据监管规则,而不是由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来自上而下地制定监管规则,这种制定方法天然是违背互联网世界的分布式规则的,从而也是无法奏效的。
 
随着诸多数据监管商的出现,它们还可能发展出独立的全球数据监管联盟。什么样是干净的数据,什么样是可交易的数据,等等,一系列标准都能够在监管联盟中被制定出来,或者说被发现出来。监管联盟还应当能够对数据监管商本身进行监管,以防其滥用监管权力;滥用权力者会被监管联盟踢出去,公信力遭遇决定性损失。
 
全球数据监管联盟的国际法律地位有可能类似于国际足联。国际足联不是个政府间组织,而是个商业组织,但其影响力是各国都不能忽视的。
 
随着若干数据监管商乃至监管联盟的出现,大的数据公司去跟各个国家谈准入条件时,就可以明确提出,我会聘请哪个公司作为我的数据监管商。当然,具体聘用哪家也应该是个可以谈判的事情。这样一种谈判策略直接避免了对方国家对于数据安全性的担忧,同时对数据公司来说也可以预先排除掉很多政策风险。
 
4 欧洲的新机会
 
数据监管商要想获得足够的中立性/公信力,利益无涉是个很重要的前提。这里面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很有趣的脑洞,就是欠缺互联网巨头的欧洲和日本,也许会发现新的机会。
 
最近若干年来,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里一直是六家美国公司、四家中国公司,没有其他国家的公司。这不是个偶然。互联网巨头的出现,必要的基础是先进的算法和海量的数据。美国在算法上是最强的,而中国则在数据规模上是最强的,由于互联网经济强烈的头部效应,其他国家的公司就很难获得机会成长为巨头了,可预见未来,这种状况很难改变。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了。正因为中美两国都有互联网巨头,两国都是利益相关方,这两国出来的数据监管商的中立性面目就是较为暧昧的。而欧洲和日本正因为它们没有互联网巨头,反倒是利益无涉的,这里出来的数据监管商的中立性/公信力就是更好的。
 
既有的数据巨头的业务基础都还是to C的,欧洲和日本没有机会弯道超车发展出新巨头。但数据监管公司是to B的,它们有弯道超车的机会。毕竟,数据监管商不直接涉及算法和数据规模的问题,而主要是涉及数据的安全规则问题,这对算法和规模的要求不像to C的业务那么高,欧洲和日本的技术能力可以轻松应对。
 
未来的数据监管商,有可能是在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公司之外,新长出来的一些独立的第三方公司,也有可能是现有的某些公司转型而成。我们可以顺手开个脑洞,比如芬兰的诺基亚公司,1865年成立,最初是造纸和做雨鞋的,后来转型成了手机巨头,但是今天已经奄奄一息。那么未来诺基亚是否可以凭借着北欧国家天然的公信力,转型成为数据监管商?
图 | 诺基亚的历史(1865~2017),左上角为诺基亚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伊德斯坦姆和利奥·米其林
 
我说了这么多,当然不是要批评甲骨文方案。相反,我非常感谢字节跳动和甲骨文两家公司打造出这个方案,它们为人类普遍面临的真问题探索出了好答案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需要沿着这个方向,共同地向前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为突破现有的困境寻找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字节跳动和甲骨文为未来植下了一块重要的路标,我要向它们致敬!
 
文章来源于施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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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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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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