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重温基辛格：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中国人如何看中国，与世界如何看中国，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关于中国与西方，基辛格的思考始终值得重视。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经济人》主理人徐瑾

　　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界，作为全球经济第二的中国，当下地位举足轻重。中国人如何看中国，与世界如何看中国，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这个时候，透过外国人的观察，审视我们自身，无论准确与否，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我们意识不到的信息和角度。

　　谈中美关系，绕不开中美建交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也多次聊过他的观点。基辛格写了不少书，但是《论中国》这本书，是他88岁时出版，这是他首次尝试以专著的形式系统阐述他关于中国的见解，并从政治家与学者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美关系。

　　当亨利•基辛格说话，尤其是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世人总会聆听。差不多五十年前，他的一次秘密访问，最终促成中美建交。

　　这是一段震撼世界的历史，所以基辛格谈论中国，有足够的资格。至少在今天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熟悉中国事务。在当下，全球力量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应该如何相处，美国又应该做出哪些改变？可以说，他这本书虽然是英文出版，其实也是写给中国人的。

　　基辛格出访中国50多次，他一直被视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与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打过交道，而且有深入的交往。可以说，他从政生涯的高峰时刻不少都与中国息息相关。因此，《论中国》也可以看成是基辛格为自己一生最杰出的外交成就所作的回忆，或者说，也是对外界多年质疑的回应。

　　基辛格1923年出生在德国，因为犹太人身份，于1938年移居美国。1950年从哈佛毕业后，在60年代末，他担任过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他在1971年7月和10月两度秘密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协商，为中美建交穿针引线。其后，水门事件爆发，尼克松总统下野。基辛格则超然丑闻之外，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1973年1月，基辛格因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而获诺贝尔和平奖，其声望最高之时，甚至有提议他参选总统的呼声。

　　《论中国》全书，立意格局不小，基辛格在此书中的立场，与其说是外交官，不如说文明观察家。“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的敏锐性，体察到文明意识早于中国的国家意识。

　　他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独特性开始谈起，历数历时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其中也少不了鸦片战争的“由盛转衰”之类桥段。不仅纵论孙武、恭亲王、李鸿章等历史人物，很自然地，他也以亲身感受和观察，记录了各中国领导人，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都有点评。

　　但究其书中要点，仍旧在于中美上世纪70年代的变局，也就是“走向和解”与“准联盟”，毕竟这也是基辛格最为外人称道而他本人最有发言权之处。这段历史也是中国读者最为耳熟能详的，基辛格的论述自然会提供不同的历史文本，其历史意义、学术意义不在话下。

　　基辛格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做了一个比喻。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一时输赢外人很少一下子看得明白，而西方则是国际象棋，其目的是把对手将死，令对方走投无路。他断言说，“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

　　基辛格强调，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两个国家，都有把自身看作独特的例外：“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回望历史，四十多年后，中美关系仍旧是世人最期待基辛格能说些什么的大题目，尤其中美关系微妙的当下。基辛格回顾中美自1971年以来的关系演变历史，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拓展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的结论是什么？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这一论断今天仍旧成立，尤其在中美继续面临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之时。基辛格认为，中美问题应该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他强调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他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恰当标签应该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

　　基辛格认为，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注重国内应该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在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基辛格的提议，立足点仍旧务实，这对于两国人民以及全球福祉显然大有裨益。更进一步，针对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两岸彼此竞争的格局，他提出了中美走向“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这是一个包括日本、印尼、越南在内的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简单划分为“中国”或“美国”的体系。

　　任何国际体系，其基础在于结盟与互信。基辛格的构想，听起来与过去几年的热门词汇“中美国”类似，只是少了非此即彼的咄咄逼人之感，多了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

　　无疑，写作《论中国》起初的定位，应是中国之外的读者。或许，是书中对中国语气始终称得上友好热情，甚至引发一些西方评论者的质疑：基辛格对毛泽东甚至中国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友善”？事实上，这也是基辛格一直受到西方政界和学术界诟病的原因之一。

　　这倒是可以引用书中一个细节，作为注脚。当年基辛格秘密拜会周恩来，为中美关系破冰之际，为了避开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基辛格想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他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听闻此言，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事实如此，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再那么神秘，渐渐融入了世界，逐渐步入正常国家序列。

　　然而，对比中国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在国际舞台以及外交领域如何以更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相处，仍有不少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对此，每个国人都难以回避。

　　而这对于国内历史的“去魅”以及“去神秘化”将是重要一步。今天，基辛格的著述对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吸纳其在外交领域的建议，更在于对国内问题的启发。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谈中国，不能不对应说说基辛格如何谈美国。读基辛格，一定要注意他并不同意美国人所有观点。他的外交立场，是现实主义立场，这其实和美国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理想主义外交传统，有些格格不入。基辛格对此心知肚明。他曾经如此吐槽，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指出，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与众不同，导致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

　　可以说，美国外交同时具备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由于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得出不同结论；他也不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反过来说，中国也许不同意美国人所有观点，但是也应该了解美国人的观点。

　　毕竟，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为作者通识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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