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数据不算大问题？错，人口对经济非常重要-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人口红利：从计划生育到刘易斯拐点

徐瑾经济人（ID econhomo）

有朋友留言，“人口数据不算大问题，现在最担心的是，我们的经济数据有问题没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对经济如此，对社会更是如此。

在以往《徐瑾经济趋势30讲》中，我们聊了康波周期，知道康波其实长达五六十年，没事不要随便说。今天聊另外一个问题，人口，这其实也是一个长周期。人口趋势，一般情况下，很难扭转，所以，对人口问题，不得不谨慎。

你知道，我们在这方面，走过弯路。在过去，大家相信，中国贫穷就是因为人多，只有控制生育才能换来中国的稳定繁荣，随后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据说减少了4亿人降生。甚至，在很多描述中，中国被认为为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一度，计划生育成为义务，生育权也被交出，换来无数孩子的“不见天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那一年是1983年。

事实上，中国的繁荣并不维系于计划生育。甚至这一政策，很可能对明天的经济成长构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中国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过是各种人祸天灾的借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国，却需要更多孩子。过去一些事，让国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时，无数“中国孩子”白白牺牲了，而预期中的好处并没等来。

某种程度，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不由得我们反思其政策根源。人口政策从来一笔是糊涂账，甚至是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更大的错误。

你可能知道，节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旨并非一味要求强制，在于从无节制生育中解放妇女。1950年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议节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于身后；告别毛时代某一时期的鼓励生育之后，官方从1970年之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时至今日，你可能会问，中国人口情况究竟如何？这同样充满争议。根据中国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为13亿3972万人，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长率 5.84%，年平均增长 0.57%，已经属于世界较低水准。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5年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14.41亿人，2050年时下降到13.92亿人，届时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将被印度取而代之——这一数据比起不少学界测算乐观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亿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回头来看，计生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也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响经济的唯一因素，至少也是最主要因素之一，其动力学作用之大超过我们想象，劳动人口比例、年轻人口比例、老龄人口比例、抚养比等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经济，更可能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你可能知道，在前工业时代，人口往往被视为负累。到现代经济时代，人口不再是负担，按照经济学家的研究，经济增长大体上由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红利构成。这提供一个新可能，如果辅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一个经济体可以突破资源的局限，人力资本正是其中最有价值的资本。所谓人力资本，往往也被叫做“非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在经济学概念中，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也就是说，它是资本，不是负担，这一点即使在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中国也不例外。

你可能常常听见，经济学家谈所谓“人口红利”。这表示一个国家人口中，第一，青壮年这样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第二，抚养比较低，抚养比就是老人小孩啊这些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越高代表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

人口红利有什么好处？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劳动力条件。我们知道，人口红利对于中国发展意义重大。就中国而言，60年代人口红利已经出现，但是一直没有发挥的良好环境，徒然成为人口压力，白白错过机会；直到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广袤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有机会得到兑换，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不少研究指出，刘易斯拐点在2011年左右已经迈过。

这意味着，伴随着人口峰值的预期降低，中国人口红利行将结束。按照学界普遍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2015年已经步入负增长，之后将进入与人口红利期相反的人口负债期。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日本红利消耗之后，步入经济停滞，养老也成为问题。日本往往被视为中国前车之鉴，但对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积累，中国的未来更加暗淡，看起来更像是未富先老，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只是开始。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印度。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印度不仅在1952年就提出计划生育，甚至其前总理甘地夫人曾经在1970年代试图强硬推行，导致自身下台。此后印度的人口继续膨胀，曾经被视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时移事往，伴随着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变为印度的优势，印度迎来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且或许将维持数十年——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0年的7.8亿持续增加，2030年将可能超过10亿。

也正因此，你可能知道，不少人士断言中国印度的“龙象之争”已分胜负，原因就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或许将在2013年超过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倍增。根据他们测算，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而届时印度将由55.6%下降至 47.2%。

我们前面说了，人口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参数。老年抚养比，更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老龄化令人担忧——当下的诸多闹剧，无论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无理掠夺劳动者公积金，恐怕届时都无法应对庞大的养老大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区别，还是在于生育率。联合国的数据估算，每个印度妇女大约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中国妇女则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这一数据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低于1.5，更远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2.1门槛。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已非常明显；进一步审视，即使计划生育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其反人性之恶，也应该被捐弃。

现在政策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你更进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规划？无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是唯一的诺贝尔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理论，其实，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朴素而现实的真理：公共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种方式，公共区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学更不应该成为反人道的帮凶，理性在人性与未知面前应该存有敬畏，政府并非全能。

你知道，每一个生活中个体，其实都天然是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很多自以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来似乎立竿见影，长期来看要么无效，要么只会扰动社会的自动调节。反观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会，通过多生子女来赡养自身，虽然原始却有其效应，天然具有极强的经济合理性与分散风险性，也是中国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目前数据来看，除了极少数非洲国家，大部分国家都出现生育率下降情况。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在1960～1965年是1.92%，在2010～2015年是1.18%。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鼓励效果其实令人怀疑。换而言之，中国现在放开二胎政策，在目前高额抚养成本之下，对人口增长也很可能回天乏力。

目前，有的地方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开始鼓励生育，这恐怕也是对于人口的误解。总结一下，你要记住，生育是权利，而人口周期，并不是看得见的手可以随意拨弄的。对于人口红利，我们只能顺势而为，即使面对低生育率，也只能鼓励为主。这是基本规律。

推荐书目：

《人口峭壁》

作者: [美]哈瑞·丹特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译者: 萧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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