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火了扶贫但穷人缺的真正是什么？-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威权政治》：权利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

徐瑾经济人（ID econhomo）

各位《徐瑾经济人》书友，你好。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关于扶贫的话题，再次引发诸多讨论。你有想过么，穷人缺的，到底是什么？

把时间拨回回到1975年，你会发现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两位经济学家分享，两位相似又不那么相似。

两人年纪相当，都出生在西欧，甚至生日只相差 6 个月，彼此从30年代就认识；与此同时，两人观点的差异性也如此明显，尤其是对于经济发展中的个人权利的看法，可谓格格不入。作为老相识，两人直接并没有进行辩论，但是即使他们未能进行的辩论，却揭示了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对了，其中一位叫哈耶克，写过《通往奴役之路》，一直支持个人权力，指出极左和极右的本质相似性，“个人权利既是目的也是社会得以脱离贫困、走向繁荣的手段”；另一位是缪达尔(Myrdal)，写过《亚洲的戏剧》，从他的经验强调，经济发展需要靠国家政府来达成而不能指望“受教育程度低、态度冷漠的公民”，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并不重视。

在接近40年后，在发展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眼中，当年的组合如此迷人，两人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都如此迷人，甚至他们未能发展的辩论，也被他作为发展经济学核心分歧的起源，这也也构成他的新书《The Tyranny of Experts》的起源，（该书直接翻译为《专家的暴政》，中文版不知翻译做《威权政治》）。

除了这本书，他还有两本书为人所知，《The White Man’s Burden》（《白人的负担》）与《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经济增长的迷雾》）。这三本书看起来各成一派，其实内涵甚至主题都非常一致，就发展中国家如何增长，国际组织尤其国际援助能够在其中起多少作用？他基本认为援助无效，典型案例是已经为非洲付出2.3万亿美元，非洲却始终处于贫困之中。

从个人风格以及情感含量而言，三本可谓依次加强，如果《经济增长的迷雾》看起来还是只是一本发展经济学家的中规中矩作品，如果有什么不同，就是比较看重实际案例，而且强调必须要求经济主体对激励的反应，这结论不太寻常，但是也不能说是离经叛道；到了《白人的负担》，从题目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借助了著名诗人吉普林的名句，而且全书已然充满了强烈批判主流观点意味，或许正是因如此，这本书影响也很大，获得了“哈耶克奖”；

到了《威权政治》，这本书则火药味十足，不仅将矛头对准威权政府，也将一些看似中立的技术官僚以及发展专家推上审判席。难怪有读者在英文亚马逊读完之后评价五星，建议热衷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富翁比尔盖茨好好读读这本书。

事实上，比尔·盖茨的反应可想而知，他的合作者之一是来自赞比亚的女经济学家、ted演讲名人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丹比萨•莫约写过一本畅销书《可恶的援助》(Dead Aid)，主题也证明国际援助无效甚至反作用。结果比尔盖茨断言作者不知道援助是什么，而且这是传播邪恶。（“didn’t know much about aid and what it was doing” 、“promote evil”）。

书中表示提到专家和技术官僚不是学术研究者，而是政策专家、公共知识分子、援助机构及慈善基金的员工、亿万富翁、智囊团成员等,尤其带有嘲讽口吻提到“发展界的那群人”，而威廉所谓“发展界” 包括政策专家、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界定某人是否属于发展界取决于他是否在以下机构担任顾问:富国政府设立的援助机构、像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援助机构、像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智囊机构、像盖茨基金会那样的慈善机构。仅仅对发展进行纯学术研究的经济学教授不被归入发展界，除非他们为以上机构服务。“

也正因此，《The Tyranny of Experts》可谓威廉三本书中的集大成者，不仅生动提供了现实经济案例证明了发展之中诸多迷失，而且重新回顾了援助历史中的几次经济论战，也从理论角度全面阐述发展经济学。换而言之，这本书启发未来，也关注当下，还有历史的闪回以及对比，读来非常好读。

比起威廉•伊斯特之前的书，这本书或许没有石破惊天的反常识观点以及出位的研究结论，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以及国际援助做出了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做出完善的梳理。虽然作者在历次辩论中有倾向，但是也基本给予相反一方给予相对公允的意见陈述，而不是仅仅是宣教一般的批判或者攻击稻草人。

某种意义，这是一本发展经济学的观念史，尤其是威权和自由之间的抗争。那么经济发展威权与自由之辩，究竟如何？威权为何在历史中最终获胜？伊斯特利把威权与自由之争分解为三个论题：首先，白板论vs以史为鉴；其次，国家福祉vs个人幸福；有意识的设计vs自发性的解决。

作为支持自由一方，作者认为前者都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威胁，而后者不仅本身就有价值,更是能实现发展的手段。他强调了在国际援助对于穷人的忽略尤其是穷人权利的忽略，尤其对比发达国家的富人。而这种忽略，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往往被视而不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等诸多研究中，已经揭示穷人的贫困往往是权利的评论，而伊斯特利则展示，这种思想为何在技术官僚以及发展专家中占据主流。

他反复强调，虽然他讨论“威权与自由”，但其主题绝不是”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老调重弹。他认为在发展领域里，“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与“威权主义发展与自由型发展”两种争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绝不是同一议题，因为前者丝毫没有涉及政府与个人的权力问题：无论支持自由市场还是支持政府干预，他认为双方都关注到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区别，但双方都没有谈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无论哪方赢得这场辩论，政府仍然能肆无忌惮地侵犯个人的权利”。

也正因此，对外援助为什么可能弊大于利，除了典型的经济学分析，其实应该有一些政治学分析。首先，发展中国家往往制度不完善，独裁比例不低，国际援助往往被这些国家独裁者分配给自身以及自身利益集团，国际援助间接强化了独裁者的统治。此外，发达国家即使往往是民主国家，在对外援助中，手法往往不那么民主，也倾向于忽略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权利。

国际援助之中，梦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差距，即使专业援助机构对于穷人的认知也往往存在偏差。根据2015年在世界银行一份报告，该机构许多员工对穷人和穷人需求的认知存在“偏见”，“这些发现表明，发展专业人士所假设的穷人，可能比实际中的穷人更缺乏自主性、责任感、希望和知识“，”并不总是善于预测贫穷对观念的影响”。

对比世界银行等机构决口不提自由民主等语，伊斯特利重提经济自由与政治并举，强调将两者合二为一才符合我们对发展的定义。他认为“个人权利”既包括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权利，也就是当今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一贯尊重和认可的所有权利，“它既包括保护你不被他人控制的政治自由，也包括保护你的财产不被他人掠夺的经济自由;你既有选择与谁集会的政治自由，也有选择与谁进行贸易活动的经济自由;你既有选择优质的、撤换不称职的公共事业提供者的政治自由，也有选择精湛的、剔除不合格的私人服务的经济自由。”

发展或者国际援助，一旦变成一项事业，也难免变得日渐体制化，或者说，变为一门生意。伊斯特利的做法，勇气类似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而小孩，其后果也很可能是相当于掀翻了整个桌面，很多人担心，在泼出去脏水的同时，可能也将孩子一起倒走。

对于贫困应该如何做？不少人的观点，包括国际组织总认为努力尝试，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对比之下，伊斯特利认为自己不是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终结贫困问题”（又黑了一把萨克斯），他也无意为救援人员及慈善家撰写指南，他强调行动源于原则和理解，他希望重新厘清讨论发展的原则，他警告错误的行动同样很危险，一旦失败，甚至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冷漠和幻灭感。

威廉强调，他并不是对所有专业知识进行批判，他希望专家们能明辨是非,要避免专业知识被用来”助纣为虐“，“水管工能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修理马桶；医生能用他的专业知识为我开甲硝唑治愈我的贾第鞭毛虫病，对他们我都心怀感恩。”

这句话让人想到经济学鼻祖凯恩斯的一句话，他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牙医那样，既谦逊又有能力。或许在有牙医的能力之前，经济学家谦虚一点不是坏事。

各位徐瑾读书圈的书友，你怎么看？历史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推动，我们聊过哈耶克与凯恩斯，也从左边与右边来审视过大萧条，可见并不存在唯一的最高真理，观念都是历史互动中完成，同时也塑造了社会。今天虽然谈的是国际援助，其实和我们生活何尝不是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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