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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70岁的村上春树,写的其实是励志书

作者丨徐瑾经济人来源 l 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
村上春树:作为局外人的小说家生活
没想到吧,2019年1月,村上70岁了,这位小说家的励志人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我想聊聊他和日本社会的隐秘关系。
“不明白。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这么回事。我大学毕业也回土星。建、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搞、搞、搞革命。”
 
——村上春树《1973年的弹子球》
 
“你看了村上最新的书么?”
 
2017年初来到东京,和日本朋友见面,随口问了一句。我当时正在读村上春树在国内新出的散文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觉得很有意思。朋友也是村上谜,难免问候一下,结果对方说我也想看,但是没人能看到吧,现在还没出版呢。我楞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是村上春树新小说《刺杀骑士团长》。
 
 
这本书是村上春树2017年重磅小说,注定将村上再次推向舆论中心。
 
首先是村上本人名气使然。这本书首印就是130万,出版社是日本鼎鼎有名的新潮社,名字直到1月初才确定,但不妨碍宣传从2016年末就开始启动。没有书名的时候宣传语是“时隔7年的本格长篇”,意为村上继《1Q84》之后的扛鼎大作。此外,为了让读者第一时间读到,多家书店在首发那日深夜继续营业。
 
我来日本的时候,村上新书名字公布没几天,各主流书店已经放了很大的海报,但是对于内容却十分保密,饥饿营销宣传攻势十足。我客居所在,离东京八重洲购书中心不远,这也是东京都内有名有姓的书城,地位类似上海书城之类。从我年初过去,《刺杀骑士团长》的海报一直都占据门口主要位置,等到红红绿绿的书一到,更是摆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上下册触目皆是,满坑满炕。
 
“这是一个没有脸的男人,来找一位画家给他画肖像”,这是《刺杀骑士团长》故事在网络流行的开篇。更令人关注的是,《刺杀骑士团长》引起舆论风潮,更因为其政治因素。书中涉及了南京大屠杀话题,尤其借助书中人物之口表示,关于“南京入城”中国人死难者的数字一说是40万,40万和10万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村上的主题以及态度,对于怕麻烦以及暧昧习惯的日本社会,显然是一次巨大冲击。
 
不难想象,《刺杀骑士团长》在日本引起了很多争议,左翼与右翼对此的评价自然两极化,据说村上还为此接受一次联合采访,依旧表明自己相信讲故事的力量。
 
《刺杀骑士团长》或许是村上政治介入最明显的一本书,但不能说是转向。他采访说的话其实并不新鲜,也是村上一以贯之的信念,以故事对抗,也是小说家的道德。这也就涉及到村上作为小说家的心路历程,正如他《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所言,“我的基本姿态与思维方式却几乎毫无变化。回想起来,我甚至感觉从当年出道时起,差不多一直在重复相同的事。”这本书也可以作为村上文学的注脚。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据说不是编辑约稿,而是村上春树自己成书,宣传说是村上春树历时六年”前所未有的自传性作品”,可见,其中不少内容,属于村上春树不吐不快的内容。
 
作为小说家,村上强调持续写作的重要性,但是不是所有年份都有丰收,所以村上往往隔几年写一部大部头,中途陆续出一些散文集或者小说集。不仅村上春树,奈保尔之类大作家,往往也会如此,这对于读者和作者本身都有必要,即保持了写作的持续,也维持了市场的关注度。
 
村上在谈论创作时,讨论过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小说家是宽容的人种吗、写点什么好呢、该让什么样的人物登场等等。其中很多内容,对于村上的老读者,并不意外。但是比较意外的是,村上还谈及和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交往。两人本来没有什么交集,却因为都在海外访学而认识,最终结下友谊,合著出书。背后促成这件事,正是村上背后的女人:村上太太村上阳子。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这是村上春树作为小说家的开始,他自谦是一个比比皆是的普通人,“走在街头并不会引人注目,去餐厅吃饭时经常会被领到糟糕的座位上。如果没有写小说,大概不会受到关注,会极为普通地度过极为普通的人生。”
 
然而,他的人生到底和一般日本主流期待的大公司上班族(日语所谓サラリーマン)生活不同。他上的是早稻田大学,当时还是私立大学,学费比起国立大学而言贵了一倍,别人上好的私立大学往往是为了找好的工作,然后成家立业,然而村上似乎并无此意,至少他的路线刚好与别人相反,上学,先结婚,然后工作,最后毕业。
 
回顾自己三十五年职业小说家的道路,村上总结为机缘巧合,“偏巧有一点点写小说的资质,又得到幸运眷顾,再加上几分顽固(往好处说是持之以恒),就这么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一写便是三十五年有余。这个事实至今仍然令我感到震惊。我想在这本书里表达的就是这种震惊。” 这种震惊背后,或许少不了阳之的存在。
 
正是在早稻田期间,村上与未来的太太高桥阳子相识,22岁时两人准备结婚的时候,村上一方家长反对,而高桥家则很开明,据说只问了一句 “你爱阳子吗?” 村上休学期间,夫妻二人最初过着白天去唱片行打工,晚上再去咖啡馆工作的生活,几年后努力攒钱有自己的生意之后,生活才算初步安顿,村上直到1975年才拿到自己的学位。
 
在70年代的时候,村上和太太在国分寺车站南门开设一家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爵士咖啡馆“Peter Cat”。白天可以喝咖啡,吃东西,当然,还可以喝酒,还有现场演奏会。村上和太太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即使负债累累也继续下去,他们当时“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
 
村上春树很少在媒体曝光,阳子本人出境很少,偶然的一次和村上同框就是在一次颁奖仪式上——事后,不少人包括国内女作家认为这一场景非常可怕,因为村上本人看起来还颇有魅力,而太太已经垂垂老矣。这种想法显然过于以己度人。事实上,村上太太对于村上写作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很神奇的人物,村上见河合隼雄之类,就是阳子坚持安排的,她说见这个人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村上跨界的谈话,我印象中还有一次是和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对话,两人都享有国际声誉,在各种的领域都颇有声望,对话在美国檀香山、瑞士日内瓦湖畔、驶往巴黎的特快列车上等地点展开,主题自然也是音乐,非常有意思。这场跨界合作背后也有村上夫人阳子的影子,村上表示自己通过小泽征尔的女儿征良见到小泽先生,随后有对话机会,而从小泽的记录来看,征良也是阳子的挚友,在后记中还特别致谢阳子“总是为我准备营养丰富的小菜”。
 
村上一方面远离大众与媒体,一方面却也和河合隼雄、小泽征尔等不同的跨界人物交流,背后原因,很大程度是彼此作为创作者的认同。村上总结自己与小泽先生三点共通点,都能从工作中获得一种纯粹的喜悦、依然拥有年少时期的求知欲、有耐心的顽固,因此交流常常有遇到知己的感觉,“他这心态,我也了解”、“庆幸世上有他这样一个人”的感叹也会时常出现。
 
这种相遇,背后是一种理解,这种理解高于才华、秉性、知名度,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契合。而村上太太阳子,对于这种状态的维持显然是积极因素。
 
其实,以小说家职业的孤独属性,加上村上的离群索居,家庭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村上夫妇之间显然具备这种化学反应,这对于村上生活乃至写作非常关键。至于外貌,村上对粉丝早有解释,“我们刚结婚时,她头发又直又长,留到腰际。可是这几年来越剪越短,现在因为她常游泳,她的头发超短。她真的很特别,除了一些特殊场合之外,她从来没有烫过头发或化过妆。”
 
 
今天大家谈起村上春树,往往和村上隆之类作家或者漫画之类相提并论,认为代表了日本流行文化。有趣的是,与村上同步流行的优衣库,两者之间有者不引人注目的隐秘关联——在日本,不少年轻人除了人手一册村上小说外,更多人更不止一件优衣库经典带帽衫。
 
优衣库的创始人柳井正也是传奇人物。他不仅是日本名列前茅的富豪(早几年他一直保持日本首富头衔,直到最近被软银孙正义取代),而且他的经营模式也颇有特色。他继承家族生意,但是依靠革新管理方式、低廉优质产品与全球化运作,使得优衣库成为日本泡沫经济之后少数成功企业。
 
我意识到优衣库和村上春树文学的关联性,在于两位灵魂人物的成长类似背景与隐秘精神链接:也和村上一样柳井正出生于1949年,同样上了早稻田大学,不过柳井正的专业好多了,是早稻田最有名的政治经济系。当年,早稻田风气比较自由开明,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早稻田曾经为此停课一年多。
 
两人同龄,上大学时候不知道有无交集或者擦肩而过。不过从两人的回忆与路径来看,很多地方具有时代共性,个性也有暗中契合之处。比如柳井正自述沉醉于“美国文化”,大学时候就因为停课游学美国等地一段时间,也提到了当年弹球盘与爵士乐,而村上毕业之后也拒绝走上上班族道路,早期作品写过《1973年的弹子球》,甚至毕业论文题目就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更为很重要的,即使在各自的领域获得极大成功,两人不同程度都被自己领域的同行所排斥,他们都被视为是闯入者,这是日本社会不可言传的一面。我曾经和东京大学藤井醒三教授交流过村上春树其人其文学。藤井省三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文学,一直坚持寻找村上文学和中国文学渊源,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他本人比村上小几岁,他说从他这代人开始,很多人都很喜欢村上,但是比他大几岁的人,往往很不喜欢村上,而村上与日本作家圈交往也不多。
 
藤井教授办过几次以村上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村上本人收到邀请也从不出席。同样,柳井正虽然是日本首富,但在日本传统的经济界格局中,仍旧多少作为异类存在,他与媒体与主流关系也比较疏离,与传统制造业大企业代表的经团联公司管理层形成奇妙的对比。
 
幸而,他们作为革新者,得到公众的支持,虽然很多时候,公众也未必完全意识到他们的书籍或者商品背后的价值观与社会取向。
 
 
一次又一次,村上春树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我不意外,也挺好的。
 
之所以不意外,正如我多次说过,写畅销书还得诺贝尔奖文学奖,听起来好像就是太好却不太容易成真的美事;之所以说挺好的,得奖与否实在不是唯一目的,对于眼下有名气、有身体、有畅销保障的村上,多一个锦上添花,少一个来日方长。
 
不过,村上春树没能获奖,在国内激起的涟漪似乎超过日本,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规则解析再到得主性别、地域、政治解析,就是素日严肃高端的财经媒体也来凑热闹,更有甚者,搞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投票。
 
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一谈就俗的话题,难怪人人未能免俗,笔者忝列其中。
 
目前社交媒体流行说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得奖之前,主要感性表达,而往往集中于表达远近亲疏,所以中文书籍出版多的尤其来中国多的作家往往被一厢情愿地冠之以热门希望。这是人情,无可厚非,但是比拟国际作家的复杂程度,如此单纯的愿景实在难以匹配文学世界的实在进展;另一类则貌似理性预言,尤其是名单公布之后纷纷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就像证券分析师们总是张扬正确的预言隐匿错误的预言一样,好像永远手握水晶球。
 
文学是很私人的事,文学评论更是众口难调,尤其在众声喧哗的今天,所以诺贝尔诸多奖项之中,文学奖大概是各路意见最多而又最漫无边际的一个。
 
按照微博好友李大卫的说法,大体上,文学诺奖的话题热度,和一个人群文化上的外省程度成正比——此处,“外省”这个词语,换做土豪、城乡结合部亦可。更进一步,评价的专业甚至清晰程度,基本与参与人数成反比,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其中一例。
 
虽然哲学家说趣味无争辩,但品味总是被附加长长的鄙视链条,文学界的势利评论比比皆是。当诺贝文学奖偏向众望所归之际,往往会被批评迎合大路,而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剑走偏锋之际,往往又有批判说喜欢冷门,两害相比取其轻,好像冷门总比大路高端洋气上档次一些,所以个人对最近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实在兴趣不大,不必列入不读不可行列。
 
比如,一旦82岁的加拿大奶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获奖,家庭主妇逆袭成为热门话题,一下子人人都爱读短篇了,那么让大家继续去谈门罗,我们来继续聊聊村上吧。
 
我在我的新书《不迷路,不东京》谈过,村上的作品,其实为“村上春树”四个字所累,贴上通俗、小清新之类标签后,当我们谈论村上时,往往有过度诠释之嫌,还会遭遇面临更大一群不读村上的声音。社交媒体上的村上愈加面目模糊,有前辈说村上的小说不如日本前辈,有年轻作家留言说村上远远不如帕慕克,就连经济学家也在谈论村上作品的色情,很多人批评村上的作品脱离社会,村上还是村上么?
 
村上确实不类似他的日本前辈,尤其是昭和一代的文豪,风格也不如帕慕克那般带有东方色彩,情色似乎也是村上作品中自然不过摆设,以至于常常令人忘了它的存在。不过,我认为这恰恰是村上作品的特点,那就是他的现代性。抽离东京等地理人名,村上的人物放在纽约还是上海,都是栩栩如生,我觉得对于小说家来说,能够创造出这种都市化的真实,已经弥足可贵。帕慕克或许比村上深刻,但是我从村上汲取的养分,远多于帕慕克,正如张爱玲所言,现代的东西,到底和我们亲近。
 
其实考察村上本人,好像除了在美国看到船底的海裙菜忍不住流口水之类细节之外,他带有不少世界公民的气质,无论跑步的生活方式,还是音乐的流行趣味,还是饮酒的倾向习惯,很难看出特别的日本化因素。村上的前辈中,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东方和传统因素影响不菲,就像颁奖词也强调“他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在川端先生的叙事技巧里,可以发现一种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在架设东方与西方的精神桥梁上做出了贡献”。
 
可是,村上不是川端,村上的时代也不是川端的时代。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村上的写作,体现了与世界的共时性,这也是他不仅在日本赢得欢迎,在别的国家也收获粉丝的原因。我以前觉得村上是一位有世界公民特质的作家,后来想想,对于呼吁脱亚入欧多年的日本,本来早就是在发达国家的共同体内,我们看村上,和世界看村上,角度不尽一致。
 
回头来看,这不是村上第一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只是这一次貌似离最后一步最近。我想起村上的早年,他就读早稻田大学,逃学旷课,几乎无法毕业,但是多年之后,却成为早稻田的杰出校友。这和他的文学路径有些类似,他喜欢卡佛、菲茨杰拉德等人,却按照自己方式写出了自己的作品,即使有通俗之嫌,但最终仍旧有可能获得殿堂的认可。我不想说村上的作品如何伟大,但是我觉得他最终得奖非常有可能,这或许也是给予诺奖一次承认文学在真实世界影响力的突破。
 
手边有本村上专栏集《碎片,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写于80年代中早期,那时候他最卖座的《挪威的森林》还没获得出版,他也在为写《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伤神,甚至会从早上写到三点过,烦得不得了去看电影。
 
换言之,这本书是村上尚未大获成功之前的作品,从中可以一窥没有太多防卫心理的村上心声,有的话放在当下尤其值得玩味,比如他说这个“令人费解的世界”的名声和评价,“如果非要表达个人意见,我认为在这种信息过度密集的现代社会里,一切名声本质上都是过度评价。评价不足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被视为评价不足,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过度评价了。”
 
村上很喜欢菲茨杰拉德,也很喜欢国外杂志比如《君子》,二者也有联系。关于菲茨杰拉德下体的尺寸,因为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中的描写成为多年话题,以至于日后还有《君子》杂志创始人金里奇来澄清,尺寸“足够了”。村上看到这些新闻又无可奈何地感叹,作家这个行业不好混:“活着的时候要接受评论家恶毒的批评,死后连阴茎的尺寸还要被拿来大做文章。”
 
今天的村上不也是如此么,诺奖公布之前被批判,公布之后被揶揄,确实真是不好做啊。
 
 
村上春树大概是在日本国内甚至国际上最为畅销的日本当代作家,其国际影响毋庸置疑。他不仅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域呼声很高,这些年也斩获耶路撒冷文学奖、西班牙卡塔龙尼亚国际奖、安徒生文学奖等国际奖励,即使被誉为美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一边表示很难找到让人真心感激的书籍,一边表示非常感谢村上春树写出《奇鸟行状录》(也翻译为《发条鸟年代记》)。
 
不过村上在日本国内获奖记录就比较一般了,不仅没有获得芥川奖之类纯文学奖项,甚至通俗文学奖如直木奖也与之绝缘,这方面甚至不如东野圭吾。好玩的是,村上春树对于日本文学圈甚至主流,一直有点自甘局外人的状态,他的影响很大来自于读者的肯定,这些读者很大意义上是作为弱者的大众,也是村上的影响所在。
 
在耶路撒冷获奖后那篇著名的演讲中,村上作为一名小说家发声,表示自己也是一名职业撒谎者,表态“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村上演讲的义正言辞,曾经让我和很多朋友一样激动认同,让我重新思考,站在蛋这边,但是蛋是正确的么?即使蛋代表着大众,代表着弱者。我逐渐意识到村上观念的倾向是向左,这与他同情弱者反抗体制以及全球化普世情怀也不矛盾。在日本这样一个崇尚集体主义又右倾的社会,村上是一个左派,但是问题在于,有没有个人主义的左派?
 
在中国语境下,强弱很多时候具备道德意义。很多时候,故作批判却又惺惺作态的陈述,都让我涌起多重的道德反感,既反感其批判对象,也反感批判者,更为自己不能义正辞严站在蛋那边感到抱歉。
 
《发条鸟年代记》写于90年代,在当时村上已经用隐喻的方式探索二战问题。说起来,《奇鸟行状录》是我读的第一本村上小说,甚至早于《挪威的森林》。当时大概还是初中,却已经感到作者笔下张力,与其他作家有些不同的情景。
 
有意思的是,我从小读村上,更多把村上作为一种都市文学来看待,更多感慨是他对于人性的反思,但是对于社会批判却没有更深入感受。这次来到日本,才意识到村上写作是如此具有政治色彩,他对于日本社会的立场与情感,并不是像小说表面看起来那么疏离,恰恰是充满了关怀,联系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之后他开始写作报告文学《地下铁事件》,乃至于《1Q84》,行动的意义已经相当明显。
日本社会往往被称为信奉集体主义,但是日常交往中却有所不同,大家往往不干涉不评论别人的事。这种日本人的个人主义和欧美自由主义略有不同,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或者说怕麻烦(别人)。某种程度上,所谓的同调压力,足以构成个人的自我审查。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理解村上文学中的个人化与抵抗,甚至他所谓“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 其实更有意思。
 
美国畅销小说家斯蒂芬金有句名言,“所有的小说其实都是信件,专门写给一个人看的。”某种程度上,村上的小说应该是写给特定人群看的,当然也包括海外读者,但更多显然是为日本社会而写作。
 
我在我的新书《不迷路,不东京》谈过,我和开篇喜欢村上的日本朋友谈起村上小说政治性,他马上认同,不过继而表示,普通日本人虽然喜欢读村上的小说,或许模糊感到点什么但是并不会想那么多。
 
也许村上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他并不是那么直接说教,这是好的小说与坏的小说区别,这或许也注定,他对日本的“书信”,还会继续下去。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于所有人类的书信。
 
(本文部分摘自徐瑾新书《不迷路,不东京》,图片来自网络)
 
2019年1月,我们迎来村上春树70岁生日。
 
这篇文章祝他生日快乐。
 
其中,我没有谈太多村上作品,而是谈谈他的人,
 
无论是家庭还是他和日本社会看起疏离实则关切的态度。
 
村上文学,并非无政治。
 
对于真正的文学老饕来说,村上的小说真不能算顶级,
 
但是他始终对于现代人来说,容易亲近,如同熟悉的大朋友。
 
尤其,了解村上数十年如一日的写作和跑步之后,
 
你会觉得,他写的都是励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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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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