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萧条到金融危机：罗斯福新政的事实与神话

作者丨徐瑾经济人 微博|徐瑾微博

来源 l 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

 

一句好听的口号，可以误导五十年。

—— 题记

 

新政vs.大萧条

 

各位书友，今天是我们继续《徐瑾的读书圈》的第一模块《市场：通往自由的经济学》。我们读书，其实是需要带着问题去读，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作者都不同的答案，尤其是重大问题，你最开始可能困惑，但是如果你能理解这是不同问题的不同视角，这样你的高度以及视野就就比只知道从一个问题地方去看的人高明很多。

 

学习历史永远不嫌晚。

 

 

今天我们聊聊大萧条，推荐的书名叫《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这本书角度和我们后面要谈的《货币大师》不同，我们看看它有什么新的启发。

 

凯恩斯革命、纳粹上台、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兴衰、美国崛起……这些决定性历史时刻均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在大萧条改变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面貌的同时，关于大萧条的集体记忆也随着时代嬗变而随之变色。

 

一、深层次问题源自政府干预

 

书友们都知道，比较是人类的惯性，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迫使人类开始回望历史深处，大萧条热再度兴起，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序言所言，金融危机“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次世界’大萧条’作对比，希望从中找到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和走出危机的路径的启发。”

 

关于大萧条，公号《徐瑾经济人》朋友们应该不陌生，通常听到的美国版本可以简化为如下：柯立芝总统长期的自由放任衍生了“柯立芝繁荣”，却埋下了经济危机萌芽，继而经济风向转向，胡佛总统的无所作为导致了经济衰退的恶化，将美国人民拖入失业困苦的泥淖；

 

而喊出“我们惟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则凭借整顿银行与金融体系、复兴工业、推行“以工代赈”、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系列新政，不仅拯救美国及其人民与水火之中，避免美国走上极权道路，也间接挽救了身陷二战的万千世界大众——罗斯福不仅带来美国的第三次革命，而且从衰退与战争中拯救了美国乃至世界。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曾经谈过一个理念，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并且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那么每每思潮风云变幻时，对于大萧条成因以及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叙述也会迥异万千，经济学亦不能豁免。

 

书友们，对于大萧条的解释，其实也折射了观念的变化，借助梳理大萧条，《徐瑾经济人》也借此帮你解析下半个世纪的思想光谱。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随着新保守主义逐渐赢得主流话语权，以往凯恩斯主义揭示大萧条危机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不断受到挑战， 其流派所提倡扩大公共财政开支的对策也被诟病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与之对应则是来自货币主义的观点，和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声望开始如日中天一样，货币主义的解释得到不少拥趸，比如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花费七分之一的篇幅来诠释大萧条，他们认为美国大萧条的关键因素在于“货币供应量”，一旦信贷紧缩，而美联储又紧缩银根，那么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崩溃”，使得一次信贷危机演变为波及实体经济的大萧条。货币主义者一向强调政府除了货币之外无须过度干预经济，而即使是货币政策，他们也往往主张维持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

 

 

 

 

比货币主义者激进一步的理念来自奥地利学派，其对大萧条主要观点尤其以穆瑞•罗斯巴德不断重印的《美国大萧条》为人所知，罗斯巴德将大萧条根源归结为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放任主义”，长期的信贷扩张埋下了危机种子，随后“政府的过度干预政策使得危机长时间延续”，而如果政府减少干预，市场会自动完成恢复过程。

 

对照起来，美国著名记者、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史资深研究员的阿米蒂•什莱斯的著作《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无疑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凯恩斯版本的一次颠覆，她的观点更为接近货币主义与奥地利学派之间：大萧条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的干预。这点也从她对于三位总统的褒贬可见一斑：她显然最为推崇柯立芝，她反复强调这位“沉默的卡尔”自有其原则，正是因为其喜欢亚当•斯密的传统的“看不见的手” ，加之柯立芝的信仰，使得他信奉“自己少卷入，世界会更好”；

 

对比之下，同党派的胡佛则是一位天生的干预主义者，他认为政府某些“行善之手”帮助企业会达到效果。至于罗斯福，又比胡佛更为激进，也许更好。在她看来罗斯福新政延续了胡佛的行善之手，而且更类似莽撞得令人恐惧的实验者，他的前提在于大规模军事化式的努力可以换来经济复苏，他甚至可以根据幸运数字来随意决定黄金价格，不过新政并没有就没有从本质上解决失业问题，37年与38年仍旧一派萧条，三十年代成为美国少有的经济停滞的十年。

 

二、被遗忘与被损害

 

书友可能会问，这听起来感觉有点像中国的翻案。早在什莱斯之前，这类翻案著作已经不少见，比如《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危机与利维坦》等。与众不同的是， 阿米蒂•什莱斯重新挖掘厘清了大萧条中“被遗忘的人”的角色——无论在真实历史还是后继研究中，这类人的故事确实往往被淹没在对罗斯福的褒贬洪流之中。

 

“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这一概念最早来自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格•萨姆纳的观点：当A看到一件对他来说是错误的事情，并发现X正在受其煎熬时，A就与B谈论这件事，接着A和B提议通过一项法律来纠正这种错误，以帮助X。“他们的法律总是提议决定A、B和C能为X做什么。但是C是谁呢？A和B帮助X没有错。有错的是法律，错误的是用契约的形式将C约束在这件事情上。C就是被遗忘的人，就是花了钱的人，就是从没有被考虑过的人。” 作为斯宾塞主义的代表人物，萨姆纳信奉古典自由，他也极力反对福利政策，认为作为纳税主体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成为“被遗忘的人”，而政府重新分配不仅效率低下，反而可能使得中产阶层成为潜在福利对象。

 

不过，当大概三十年后罗斯福重提这个概念之时，却完全被置换了概念：出于政治考虑，被遗忘的人不是指C，而是指X，随之C的处境显然更为悲惨，不仅继续被遗忘，还将仍然被要求“响应政治号召去献爱心，使那些政治家们的灵魂得到慰籍”。在阿米蒂•什莱斯看来，这个C可以是万千被税收榨取现金的小工商业主，也可以是万众瞩目的大人物，比如历经三位总统的财长安德鲁•梅隆、公用事业公司大王塞缪尔•英萨尔、落败罗斯福的竞争者威尔基、风靡一时的邪教领袖迪万神父……饶是如此，无论声名显赫还是无名小卒，这些C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付出代价，同时也被彻底遗忘。

 

 

被遗忘就代表着被伤害以及被掠夺，然而不同角度看待历史却有迥异的看法，换言之，正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再分配与持续博弈有效构成了现代美国的经济、社会图景。典型如美国经济学新贵克鲁格曼，他就一直很推崇罗斯福新政，认为“前新政”（Pre-NewDeal）时期的美国如同21世纪初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 正是罗斯福新政导致教育、医疗、环境等系类不平等改善，为美国经济的“长镀金年代”奠定基础，他甚至曾号召奥巴马向罗斯福多多学习。

 

 

书友们，我们看经济史其实是为了反思。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也就是所谓从历史到未来。但越接近历史，可能对其本质或更将困惑不解。正如大萧条与新政，我们看到结果，却无法对原因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结论，对与错、是与非、因与果、左与右、干预与放任、自由与管制在诠释之中变得愈加复杂，正如本书推荐者之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也曾承认大萧条的编写难度之高，“尽管历史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些事件的重要性，但是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场萧条是如此剧烈，而且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些问题对于现代的历史编纂来说就像是一个谜。”

 

新政是神话还是事实？干预是否有效？宏观政策短期与长期如何协调？所谓被遗忘的人，其实在今天又是以什么面孔存在，软阶层么？熟悉公号《徐瑾经济人》分享的朋友可能知道，其实这些问题也许不存在唯一答案，但思辨反省过程本身却能够让我们远离粗暴与武断，在比较与印证之中逐渐接近马克思所谓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

 

毕竟历史并不仅仅是吹弹欲破的薄薄一纸，也不会永远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也很难概括为一句美丽口号了事，历史学家顾颉刚断言历史源自“层累地造成”，这本来就是历史吊诡与迷人之处。

 

「徐瑾说」

 

“你知道经历过大萧条的多数人过了多久才去重新借贷么？”

 

在东京时候，一位以研究日本失去二十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问我，不等我会回答，他叹了口气自己回答说，“从不”。

 

如果我们认可经济周期中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凯恩斯所谓动物精神在驱赶着人们的集体行为，经济危机究竟对于人类集体记忆造成了什么影响，值得仔细探究。

 

宏观重要不重要？大萧条这样的危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概率是一回事，但是风险预备是一回事。

 

有学术统计表明，在经济危机中找工作的人，

 

一生的收入都会相对降低不少。

 

2019之后，我们不能降低信心，但是必须学会降低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