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始终在诉说中国当下-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艺术和政治，又到了分不开的时刻。

贾樟柯从出道开始，之所以引发关注，他电影中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新闻背景成就了他，也使得他备受质疑，多少有点类似余华的《第七天》。

多年前，我曾经他贾樟柯有过对话，他谈话本人表现出来的文学特质其实不输于他的电影叙事，这可以被看做赞誉，也可以看做相反。

直到最近看到一个评价，说贾或许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我觉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又令人深思的评价，同样可以看做赞誉或者相反，现实激发着中国创作者的创造力，同时也在挤压他们的想象力。

发一则以前的影评，《24城》或许是贾樟柯最被被指责的一部电影。但细究贾樟柯的作品，似乎总在诉说同一个故事，关于中国，关于当下。

24城记：城中少年今何在

文 | 徐瑾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

贵气盈目，不怪房地产商华润置地选来作为楼盘噱头，贾樟柯也收入新片《24城》。但正从此开始，《24城记》的评价就陷入一场商业与艺术的拷问。

从片名为何叫“24城”而不是“420厂”开始，再到质疑赵涛穿的商家赞助衣服是否与人物定位矛盾？其中最伤心欲绝的指控来自铁杆拥兑，有了成都这样的大型城市，有了陈冲、吕丽萍、陈建斌等明星演员加盟，山西残败没落小县城汾阳的少年小武、崔明亮等人去哪里？

故事并不晦涩，贾樟柯始终是中国导演中善于讲故事的人，即使不是第一，亦是最好之一。1958年，转战三线的口号之下，制造飞机的420厂从东北内迁西南。和很多军工厂一样，420成为成都之外的独立世界，犹如一个映射时代的“眼睛”。大多数人在此出生、成长、恋爱、工作、生子、退休，学校、游泳馆、篮球场一应俱全，“夏天甚至产汽水”。

时过境迁，随着国营工厂的必然没落，2008年工厂再次迁移，而工厂位于市中心的土地被房地产公司购买，名为 “二十四城”。电影存有九个桥段，镶嵌着演员表演与真实讲述，导演仍旧力图展示个体命运与现代化大潮呼应咏叹，希翼以贾樟柯式虚拟性与纪实性并存的影像来复活一个微观世界的断代史。

延续着《世界》、《三峡好人》的基调，《24城记》仍旧是一个关于变迁的中国往事，虽然批评甚多，但我始终认为植入式广告无碍大雅，甚至商业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他是否仍在坚持。虽然华润的场景时有闪现，尽管明星演员并非都尽如人意，即使赵涛的表演明显缺乏张力，甚至某些地方过于煽情，但抛开这些元素，贾樟柯在本分之内仍旧展示自己的坚守。

十年了，从一个想拍电影的学生到电影工作者，贾樟柯虽然没有离开电影，但他确实在在剧烈改变。尤其《三峡好人》抱得金狮归之后，从独立电影的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日渐主流，他身上还有着时尚先生、广州亚运会顾问等头衔，《24城》获得房地产商投资与明星加盟也不足为奇。

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小波离世几近十年，其生前寂寞死后荣耀之令人哑然，而这十年间，从《小武》开始，70年代出生的贾樟柯日渐步入事业佳境。两人看似暌违的命运背后，精神主旨却分明都交错着对仓促时代的个体尊严与“沉默大多数”的深切关注，贾樟柯曾说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在这个匮乏而又过剩的时代，某种意义来说，独行的贾樟柯犹如一个饥饿艺术家，面临被绑架的命运。他一边以“一寸一寸胶片”救赎自我，力图避免被消费洪流所进一步吞噬；随着声名日隆，作为符号的“贾樟柯”无可避免地被公众塑造消费，又不得不面对“日渐商业化”四面讨伐。

我们对电影的宏大渴望也许是其无法承受之重，同样是mocumentary（伪纪录片），海峡对岸的钮承泽自导自演的《情非得已：生存之道》则有些不同。片中大大戏谑了一把“贵圈真乱”：忽悠投方资、电影辅导金炒股、名人车震等等轮番上马。

姑且不论艺术成就，我觉得该片胜就胜在不把电影太当会事情，话语电影终于开始了自嘲精神。如果贾樟柯有一天肯放下身段去拍这样的电影，我觉得对他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听说，最近贾樟柯表示今后打算不再拍社会观察电影，希望拍些商业片，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来结束他与观众、投资方的拉锯困兽之斗。

在中国电影集体迷失的今天，我曾经困惑于支持华语电影与支持国货的区别：如果已经有小津安二郎，为什么还要看侯孝贤？如果已经有法斯宾德，为什么还要看蔡明亮？如果已经有了侯杨蔡等人，为什么还要看贾樟柯呢？

但在《24城记》中，当侯丽君在公车上晃动的镜头前说起“姥爷姥姥抱头痛哭”，吕丽萍 (大丽)低首言说失子无奈“当时就麻痹了”，主持人赵刚平淡忆起当年的厌倦等，昔日的少年小武隐约闪现，我也给了自己一个看贾樟柯的解释：无论如何，贾樟柯始终能给给予我们几代中国人“如静物般沉默无语”的表情，仅这消逝的一面，足矣。

观影时间：某年3月7日

观影地点：衡山路电影院

上座率：不足一成

作者徐瑾，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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