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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金融危机十周年:谁能拯救我们

「徐瑾说」
正式算来,今年是金融危机十周年。
这十年,世界改变了,
美国走出危机川普上台,
欧洲状况有好有坏,中国成为第二。
 
不变是什么?教训又是如何?
我们从金融危机中学到了什么?
 
我写过很多金融危机的专栏,也做过不少专题,
今天推荐我关于金融危机的思考,来自《印钞者》一书。
 
几年过去了,我的判断没变,变化是中国的局势。
我始终还记得去年在东京和日本经济学辜朝明交流日本危机时候,他一脸凝重地说,他真的很担心中国。
 
中国会是下一个么?我们如何保证自身安全?
 
《印钞者》绪论:大历史中的货币之手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至今)
 
 
“为什么没人预测到?”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时,如是反问这家诞生过经济学家哈耶克与科斯、哲学家波普、投资家索罗斯等人物的经济名校。事后,不少回复纷至沓来,从技术官僚到政治人物都入选预测行列,甚至教皇也在其中。
 
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大缓和阶段,经济学主流状况对于宏观经济学表示满意,发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Blanchard)或者理性预期发明者罗伯特·卢卡斯,要么发表论文表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很好”,要么表示 “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至于以研究大萧条出身、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即使在2007年也仍旧表示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不会有显著影响。
 
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就曾发问 “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 went wrongwith economics),宣称经济泡沫的破灭之后终于轮到经济学们学科的泡沫跑灭,而转行专栏作家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更是对于上述几位同行极尽刻薄,至于神奇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则表明自己40年的理论系统在金融危机的那个夏天崩溃了。
 
经济学家怎么了?公允地说,明斯基(Hyman Minsky)等非主流经济学很早提出对于债务的警告,而少数主流经济学家如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Rajan)在2005年也对金融创新发出预警,但是一方面是局部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在当时很难形成主流观点,传播影响自然远远不如主流经济学看不上的“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伯南克在2010年在一次演讲中总结,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此次危机的时间以及严重程度,此前的预警只是指出孤立问题,但最终导致这场灾难性危机正是源自一系列复杂联系。
 
金融危机影响每个人,更进一步,预测危机失败不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即使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也撰文自问“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
 
大家都应该反躬自问,金融危机如何形成?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中央银行在其中应该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金融市场是否还在有效,市场假说还能成立么?谁又来监管市场监管者?金融业对经济增长是正是负?……等等,这些问题促使了《印钞者》的写作。
 
我常常认为分析现实经济,数据逻辑历史三者具备最佳,数据和逻辑谈的人已经不少,但是历史则很少,尤其是金融史,历史和金融两个门类近乎老死不相往来,再好一点也是顾此失彼。《印钞者》是基于一次尝试,我希望从历史关照真实世界。
 
2
 
《印钞者》立足于金融观念的进化,展示金融世界在过去三百多年的主线,在金融危机与中央银行两跟交错主线下,泡沫与理性的反复博弈也促成了金融市场的不断改进。全书分为历史与现实两个部分六个部分,历史分别三块,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诞生与成长,19世纪的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探索,20世纪大萧条的影响,现实部分也是三块,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第六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现状分析以及未来展望。
 
先看历史,荷兰是17世纪欧洲金融业的先驱,甚至当年荷兰郁金香泡沫也成为现代金融危机的先驱,对应17世纪的巨变,最伟大产物却是三家机构的诞生,从阿姆斯特丹的1609年的威瑟尔银行到1656年的瑞典银行,再到1694的英格兰银行。
 
18世纪是英国崛起的时代,金融创新与各类泡沫并存,也是英格兰银行立足脚跟的一百年。货币战争鼓噪之中,中英银行分外神秘。作为银行中的银行,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仍旧决定着金融世界的方方面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之事,其实是历史层层累积进化的结果。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成立于1794年的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创新,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如何改变了世界?现代纸币如何银行券中诞生?
 
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从金融而言,18世纪之前的世界并非一张白纸,但也只是现代金融的胎动阶段。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更是现代金融的根源。工业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18世纪的金融焦点已经从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郁金香狂潮的荷兰转西欧尤其是英国。金融大爆炸也滋生各类投机,比如1720年南海泡沫,从疯狂追逐到一落千丈,从名流政要到普通民众也牵涉其中。
 
南海公司的陨灭对应着英格兰银行的成长,这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央银行的成熟,还意味着金融观念完成现代进化第一步,这点发生在国家层面,通过赋予中央银行发钞权的同时隔离其与王权关系,劲儿区分国库收入与国王财产,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更进一步,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崛起奠定了金融基础。
 
19世纪,金融史重点仍旧在于英国,英国在16世纪还是一个毫无冠军相的欧洲国家,却在十八世纪领跑,十九世纪在崛起登顶,其原因在于制度创新,其中金融方面功不可没。经济的扩张意味着各类金融创新的兴起,也是各种危机丛生年代。
 
1720南海危机之后一百年,英国在1825年再度爆发危机,这甚至被认为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发端正是从货币开始,股票下跌,多年家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也深陷危机,却也开始直面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责任。争议一直存在,1810年“金块辩论”可见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影子。
 
英格兰银行在十九世界的诸多贡献,对应着十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一方面挺过1825年、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机,尤其是在探索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其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英格兰银行对于近代英国来自世界历史,也有独特贡献。历史学家弗格森从制度角度了,强调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第三,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说完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英国,视角转向二十世纪美国。某种程度而言,金融危机是一种“富贵病”,或者说“现代病”,往往只有现代金融体系之类国家才会出现这类症状。金融危机在荷兰英国等国之后,也光临美国,随后是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国家。随着美国在世纪兴起崛起,美国在1837年就曾经发生一次恐慌,随后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都有规模不等的危机,多数源自银行机构,造成银行大规模倒闭的金融危机。
 
美国爆发如此之多的危机,除了经济勃发,更大原因在于其长期没有类似英格兰银行的美联储,自由放任并不是最佳选择。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建立中央银行的呼声开始逐渐加强,美国1907年曾经一场大面积危机迫在眉睫,当时美国著名金融家摩根出面,以个人威信力挽狂澜,帮助金融市场度过危机,避免重蹈1893年覆辙。从这个意义而言,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
 
危机改变世界,美国各界终于达成妥协,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告美联储成立。美联储成立不到二十年,美国就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大萧条来临,美联储准备好了么,应对好了么?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权重上升,其国内金融危机也开始席卷全球,1922—1929的繁荣投机导致泡沫投机毁灭,最终1929年大崩溃成为变了历史的重大时刻。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这也伴随着现代经济的繁荣,现代经济蕴含的波动开始不断呈现,影响全球最深的危机都来自美国。无论1929年大萧条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都在拷问金融进化的速度。
 
从金融进化角度,大萧条奠定了中央的地位,使得其不再安于稳定汇率与通胀,而成为危机中间的最后拯救人。无论美联储、罗斯福还是大萧条,历史都有不同的诠释,我选取了比较的视角,提供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不同诠释。
 
说完历史,再看现状。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并没有变得太平。上个世纪的大萧条催生了宏观经济学,二十世纪是一个信贷经济,也这意味着我们将于波动共生。1929年之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区域性危机不仅源自自身,更结实新兴市场加速进入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不稳定性,但影响都无法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性类似。
 
从“两房”危机道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从花旗无奈瘦身到美林下嫁美银,从AIG危机到白宫拯救汽车巨头……当次贷危机一步步演化为金融危机,世界侧目。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则视为亚洲模式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被认为对于新自由主义甚至资本主义失败,但事实真是如此么?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理解危机和应对危机一样重要,历史的正义需要时间得以伸张,而关于大萧条的解释今天仍旧没有定论,对于金融危机的解释或许我们需更多思考,或许下一次危机并没那么遥远。
 
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什么地方出错了呢?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危机而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雷曼还是花旗等代表性机构,也在拷问利润追求与经营模式的边界,更是对于银行与证券边界的拷问。1929的大萧条,正因为银行业与证券的投机狂潮,迫使由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合理推动《1933年银行法》,或者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这一事实上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梳理防火墙,但是随着80年代以来的监管自由狂潮,该方案最终在1999年被废除,最终却埋下十年后的危机。这是巧合,也是历史的一机一会,而历史也在是试错中发展,更好的监管并不等于更严的间隔。
 
从金融进化的角度而言,最终埋葬人类自身的只能是我们的贪婪,监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场。梳理中央银行形成与金融危机冲击等历史,也是为当下的市场动荡提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与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如何平衡?谁又来充当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更或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呢?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基本出清完成,但对于世界来说危机可能还没结束。当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际,欧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资本主义。随和一两年欧洲的福利主义又将国家拖入债务狂潮。从北欧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再到希腊危机,再到“欧洲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暴露,世界怎么了?直到今天,欧债危机仍旧在蔓延恶化,这是一场旷日持久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发的可能。
 
债务危机只是经济在金融层面的反应,欧元区的问题在于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政策,长久来看,必然面临痛苦改革。福利与效率之间,这不仅是经济的困境,更是民主与政治的困境。
 
欧洲的危机还在跌宕,我们终于来到全书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对性而言,中国的地位上升了。二十一世被不少人为是中国世纪,中国的GDP不仅超过日本,而且从购买力平价角度已在2014超过美国。中国国内有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自信鼓吹,国外有金砖国家、中美国、G2等说辞。问题在于,中国是否真的可以资深金融危机之外,毕竟中国的近邻日本与韩国,都曾在追赶过程领略过金融危机的痛苦。当新的一次金融危机来临,是否会发生在中国身上?这将如何发生又如何结束?
 
为了应对2008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四万亿”出台,2010中国GDP超过日,2014年我中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两倍,印度五倍,不仅如此,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世界真的来临么?盛世之下则债务危机端倪,一方地方债务累计,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横生,导致2014年出现首单刚性兑付。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新常态,就是一个去杠杆大时代,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提防债务风险。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本是是信贷经济,因此金融危机无论形式次贷还是国债抑或房地产,最终法表现就是债务,而过多的债务必然导致危机,这是历次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
 
维持近三十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在保8,同时中国GDP增长在2014年则被IMF等国际机构认为超过美国。中国下一站何去何从,是美国还是日本,抑或韩国?是转型成功还是金融危机?过剩产能与地方债务纠结之下,中国的风险点?此时此刻的中国,如果看做一家体量庞大的公司,那么厘清未来发展战略之前,认识中国道路的过去与现在更为重要。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中国给出一个后发国家最可能的成功道路,但是其一旦爆发危机,那么后果灾难性的,如何防患未然?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维持高增么?或者,中国如何避免欧洲病?中国和世界是融合还是对抗?……
 
3
 
这都是大哉斯问,我尽量给出解释,而不是臆判,也是《印钞者》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复杂的问题注定不会有简单的问题,从“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到“埋葬凯恩斯主义”,其实都是历史曾经争论的出现,无论是1810的金块争论还是1933年的大萧条之争,再到今天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量化宽松的诸多争议。
 
即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提法已经多次,但是世界其实仍旧在恢复之中。而且不可否的是,金融危机已经现代经济的新常态,我们不是正在应对一次金融危机,就是在一场金融危机的路上,应对对手的最好方是了解对手。哈佛教授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长期关注危机,他们通过1957道2013年100个金融危机案例来观察金融危机的恢复情况,标准就是人均GDP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才可大体判断为一次危机结束。
 
对比历史,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恢复结果并不乐观。首先,金融危机中多数危机国家并没有回复之前水平,在12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国家中仍有10个国家的产出远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水平,而且如果时间越久,那么一些国家的危机严重程度超过1930年代;其次金融危机会有二次触底的可能,以美国为例,历史出现了9次大的危机,其中这9次危机中有5次出现了二次触底,比例超过一半。
 
理论尚且如此,现实更加灰色。从世界来看,道德风险、大而不倒、量化宽松、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等弊端仍旧存在;即使中国,看似2008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的赢家,但也在应对危机中埋下债务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弊端。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的位置在学术与市场的中间,力图集合历史来解读现实,同时展开对未来的一些思考。我无意把《印钞者》变为一本主观信念的著作,甚至不想成为包装成隐含某种美好理念的金融赞歌,我更多想延续我的思考框架,提供金融与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给出我认为大体正确而又需要了解的常识。经济学还谈不上失败,经济仍旧依赖市场,但是必须重新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学界已经意识到要从金融周期、货币、全球化审视金融系统,至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独立空间保障。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一场危机,我们的最终只会一次又一次悲哀地重复历史。
 
这是十九世纪银行主义的观点,二十世纪的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伟大的财经编辑白芝浩将其整合在《伦巴第大街》。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仍旧充满争议与激进,但却也被历史证明其合法性。任何时刻,正确的货币政策都是难题,恰恰正如美国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这也导致公众与精英对于货币政策政策都充满太多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左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二十一世界的金融系统无法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旧可以从传统中得到更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历史都不会简单重复,在历史之上我们看到了太多人性的贪婪与愚蠢,也看到了人类聪慧设计以及伟大试错。大萧条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英美对抗纳粹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当美国试过一切错误的方法后,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式。——这也是我对于这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期待。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前总裁安德鲁·克罗克特所言,金融体系不只是为支付结算和信贷活动提供便利的机构,它包含了所有引导实体经济资源达到最终用途的功能,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由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构成,分别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如此重要,如何最大化其正效应最小化其负效应是折中之举,链接金融体系三要素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设施的正是中央银行,其主要管道就是货币,或者信用。回头思考,货币或金融,其本质是什么?金融是不同资本在不同时空的交换与交易,私人之间对应着债务,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应着税收,市场与个人之间则是流动性,当私人债务繁盛时期,国家税收也随之上扬,经济繁荣活跃,但是当债务积累一定程度,无论个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都足以形成泡沫,泡沫之后在是挤兑,之后就是流动性精确,此刻需要是国家层面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提供性,这是就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的泡沫要要通过货币,无论泡沫的开始还是幻灭,而作为货币提供者或者说“印钞者”的中央银行,也在一次次危机轮回中,参与毁灭与拯救世界。
 
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要用“印钞者”这一说法,毕竟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等宽松政策已经给予中央银行很大压力,外界都在指责他们是免费印钞票。不过现代央行的宽松不等于“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票,那种做法只是让政府财政透支央行账户,是财政赤字的知己诶货币化,从过去到现在古老做法,法币金圆券以及德国马克逻辑类似,最终结果一定恶性通货膨胀。至于常规央行的量化宽松松等操作,其实另一种公开市场操作而已,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甚至难以打败通缩(日本可见一斑),并不是公众思维中的“印钞”。
 
换而言之,中央央行是否在印钞?是又不是,中央银行确实发行货币在购买国债,但不是公众视为中的肆意发钞。值得住处的是,是当利率接近于0时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际也在模糊,量化宽松走到极致也会面临掣肘,资产泡沫的相关性也令人生疑。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中央银行无比强大的时代,也是货币政策最无惧创新的年代,任何仓促断言都多少有些落后时代。不过一些基本原则不会更爱,在此我要澄清几点,量化宽松更应该叫做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货币的增加也对应着央行负债的增加,因此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无限量印钞。在法定条件之下准备金可以无限量的诞生,准备金的乘数效应在今天已经不那么成立,但是银行现在信用的创造不仅在于央行,但更在信贷本身,贷款放出的同时创造货币,而贷款回收时候货币消失——回顾凯恩斯在货币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和投机需求三种动机之中,一直很强调投机动机,单单就此而言,凯恩斯的货币观念要比哈耶克更为正确。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央行在应对金融危机之中,各类“印钞”不仅面临外界抗议,更造成自身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在抗击通胀保持就业的目标之外往往加上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这使得中央银行一方面不得不依赖与政府合作,这从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央行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则面临独立性考验,中国公众对此应该更有体会。未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依赖于公众的信赖与理解,这符合一个常理,那就是更大权力更多责任。
 
变化的时代,中央银行也要做出改变。以往中央银行以及中央银行家被神秘化,不少公众对他们的评价也充满两级,要么他们无所不能要么他们无恶不作。一名有着20多年经验的美联储观察家,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在金融危机之后仍旧人们对美联储的种种误解或神化而吃惊,“美联储确实拥有拜占庭式的复杂决策过程,但是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也是很简单的事。美联储不是无所不能的经济管理者,它更像是在风浪中努力拖动大油轮的一艘小拖船。”
 
换而言之,在经济讯息万变的今天,新一代中央银行应该更加透明,公众支持本来就是一个公共部分的存在基础,中央银行的职能在扩大,中央银行家则需要不断更新技能,沟通本来就是其未来一个部分,格林斯潘时代含混不清的措辞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甚至有研究支持中央银行应该更善于“讲故事”——故事是人性的本源,好故事意味着更有效的沟通。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银行决策背景应该更多元,甚至有一天,中央银行不一定需要是经济学家。
 
4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资本在不同时空的置换交易背后,揭示了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对于经济发展,这种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必然依赖经济的效率的提升,其背后伴随着人性百态,其中亢奋与胆怯也构成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
 
金融不断进化的过程,也催生了人类社会诸多变化,大到帝国兴衰,小到个人贫困。而金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催生现代纸币与中央银行,促使了前工业时代英国的崛起,现代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奋斗期间的个体的财富荣誉,另一方面,这种提升鼓励冒险,其后果并非均匀分布,因此带来了现代时代的大萧条,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再到中国。
 
金融是伟大的发明,也可以提升效率,但金融并非没有阴暗面。首先,金融是人们获取财富的方式,财富也给人自由,同时在引发社会诸多深刻变革,无论是不平等还是阶级对立。其次,人们获得财富的工具与方式则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构成第四部分的主题,无论是有形市场还是无形市场,其有效性以及脆弱性则决定了今日社会诸多面貌。
 
金融进化从国家到个人,其优点和短板都在体现。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近代接近GDP100%),金融对增长很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这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状况。对应着信贷需求不足以及银子银行滋生的中国,出路又何在?
 
中央银行是现代金融的主线,也是《印钞者》的叙述重点,中央银行可以放任泡沫,也可以拯救危机。随着信用经济演进,其定位范围也在衍生,无论如何变化,但始终有维持金融稳定的义务,正如美国前财政盖特纳所言,“中央银行应该扮演经济繁荣的刹车角色,就像当派对进入高潮要取走大酒杯一样,免得剥离碎片满地,一地鸡毛。但当金融恐慌气氛蔓延,流动开始消失,中央银行应该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展望未来,除了监管者与资本市场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更在于社会个体在经济博弈之外的调节与合作,这不仅是金融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从过去“占领华尔街”运动到如今的“皮凯迪旋风”,再到中国各类二代在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金融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机会不均等其实难以回避。这是一个严峻到决定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是受限制篇幅与题材,这不是《印钞者》希望讨论的主题,或许以后可以专门讨论。
 
最后,无论中央银行乃至经济因素,从历史到现在确实构成很多现实问题的要害,但是如果进一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往往需要经济之外的政治作为,经济学家往往忽略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往往充满随机因素,甚至多不少经济学家会认为好的政治就是放松的政治,反观现实中,民众尤其国内民众可能又会过度强调政治因素——折中地看,经济与政治裹挟难分,但任何政策举措本身应该符合或者遵从金融市场的逻辑。
 
也正因此,观念始终构成一个好世界的进化可能,金融也不例外。一方面任何政治学者或者经济学家都不能忽略利益集团,甚至有利益即观念的说法,另一方面各种观念也开始成为信念之争,这点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国内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某些争论。姑且不论这些名词下面的实质,从更历史与务实的眼光来看金融世界,其本身有其规律,而这些规律正是观念渐进的产物。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言,观念也可以超越利益、偏好、世界观,甚至经济学家眼中永恒不变的私利,也是观念的产物。
 
观念或常识,总是在普及中获得更新与生命力。关于货币与金融的知识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学者佩里·梅林 (Perry Mehrling)在他构思五十年之后巨作《新伦巴底街》(这无疑是向白芝浩致敬)所言,金融危机教训之一就是理想标准离现实太远,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居然忘了古老时刻的货币观点,而“这些知识曾是常识”。《印钞者》立意在于金融常识,力求不故作惊人语,一系列财经事件与经济人物背后,离不开其滋生的土壤以及背景,从中亦可一窥金融历史的进化之旅,甚至国家文明兴衰失败的暗涌脉络。阅读历史为了关照当下,除了金融历史的叙述,更是为了当下的反思。
 
最后,《印钞者》写作最早追溯到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最近两三年系统整理,受限于水平,谬误难免,请多见谅。
 
作者徐瑾,文章节选自徐瑾作品《印钞者》,来自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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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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