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关税再来，中国如何应对?-徐瑾|经济人读书会-财新网

「徐瑾说」

340亿商品关税之后，中国出牌，美国再出牌，

白宫宣布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10%关税。

这一举措，不仅引发中国国内批评，中美金融市场也因此下跌。

关于关税商品清单以及我们对于贸易战的专题，在后台输入贸易战可见。

眼下的问题，中国该如何做？

除了号召国民同舟共济之外，还有有没有新的办法？

抛售美债之类招数没用，制裁美国在华企业损招，对美商品1000亿元征税20%关税则可能招致特朗普更加疯狂的2000亿加码，或者去WTO哭诉……等等之外，还有什么高招吗？

也许，应该看看最聪明的人在做什么。

特斯拉拟在上海建立独资的“超级工厂”

德国化工集团巴斯夫拟在广东建造一家100亿美元的石化工厂；

于此同时，6月28号富士康100亿美元投资美国威斯康星洲建厂，而且近期还在硅谷投资，关注人工智能技术。

由此可见，全球经济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撕裂之后必然伤筋动骨。

从利益而言，中美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这一点双方并无分歧。

利益可以谈，但是认知框架如果彼此不同，其实很难。

贸易战是持久战，应该反思通盘战略。

此时此刻，除了坚持小平 “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中国对美对策方针，更应该争取进一步开放空间。

即使对方不给机会，中国应该创造机会开放，把贸易战作为中国二次开放的机会。

关税二度来袭，中国怎么办？

贸易战谈谈打打，开放再度成为焦点。

6月末，中国官方连续发布2018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自贸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目前公布领域来看，不仅涉及了商业银行、船舶与飞机制造、电网和部分农作物种子生产等多个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而且预计分别2021年和2022年，金融和汽车行业也会放开。值得注意的是，两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也出现大幅瘦身。

清单内容超出市场预期，甚至公布日期都比预期提前，应该怎么看待？

是战术性举措，还是中国二次开放的先兆？

毋庸讳言，这一政策的出台与国际压力有关。

6月最后一周，关于美国是否退出WTO消息不断发酵，甚至特朗普也亲自出面澄清，说自己只是控诉不公平。年初我参加第一财经头脑风暴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今年可能面临最大灰犀牛，我就说美国退出WTO。

为什么这一消息如此重要？因为美国一旦退出WTO，意味着中国将直接与美国谈判，艰难程度肯定超过在WTO框架内。

当天有贸易专家在场，都认为不太可能，而且觉得中国有谈判本钱。现在来看，多数专家们低估了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低估了中美实力的差距。

到今天，美国是否今年真的退出WTO已经不重要，一些评论控诉的美国如何蛮横，如何单边主义等等，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世界坐标系的改变。

那就是美国立场出现了明确的转换。美国朝野觉得，以前都是美国在支撑世界秩序，出力出钱，却吃力不讨好，这事并不划算，这种看法日渐成为主流，行动也在逐步落实。

这一立场的转变，立即呈现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

WTO争议要点

中美立场差异的一个焦点，在于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

中国方面，于6月28日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白皮书。中方表明自身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律体系、履行货物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履行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承诺、履行知识产权保护承诺、履行透明度义务等方面为履行承诺付出巨大努力。文件很长，我在《徐瑾经济人》做了摘要，总结一下，白皮书核心在于阐明中国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愿景与行动，表示中国做了不少贡献，履行了WTO承诺。

对此，海外看法并不一致。我曾在专栏也列出美国鹰派的看法，对中国履行承诺的评价非常负面。以前因为不少在华企业的游说，美国鹰派的看法对政策影响不大，但到今天这种看法在美国从上到下，日渐占据主流地位。

困难的是，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并不孤单，不要忘记是欧洲、日本率先决定不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内人不少人建议联合欧洲反击美国，这看起来很美好，其实有些一厢情愿。欧美表面再吵闹，不过是茶杯中风暴，基本盘不会改变，那就是他们是“血浓于水”的盟国关系。退出WTO不说，说不定回头就搞一个G8内部一体化，到时候中国更难办。

相对公允的看法，正如学者马晓野的分析所言，核心内容中美双方理解的对等是不同的，不仅仅有互惠那么简单，而是条件对等。

外围压力之下，开放措施出台。最直接的效果，无疑对于中国消费者有利，但对于生产者最终也是好事，开放表面带来了竞争，但长期肯定是利好。

再谈中美误解、理念与利益

再进一步，有读者在公号《徐瑾经济人》就问，这会是中国版么明治维新么？我的答案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这样说？今年恰好是日本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回看当年的明治维新，无疑于从内到外的脱胎换骨，痛苦与激烈程度宛如哪吒“剔骨还父剜肉还母”。

而今日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巨大成就，从领导层到民间都有“大国崛起”的骄傲与自豪，不仅有道路自信，也有民族复兴的伟大期许，与明治维新痛苦的自我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对中国来说，更多地是与美国的斗争，而不是与自我的战斗。

我曾提及中美贸易谈判有三向度，误解、理念与利益，今天仍旧存在。

先说误解，曾经的WTO谈判，被认为是狼来了；更早美国的“门户开放”，其实本意是最惠国待遇。今天，中国讲WTO承诺，美国讲“对等”，大家的语言仍旧不在一个频道。

再看利益。按照世贸组织最新预测中表示，预计2018年全球贸易额将增长4.4%，比去年略低，但也算不错了，而如果中美继续贸易战，世贸组织预计将会影响贸易表现。

从利益而言，中美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这一点双方并无分歧。上面所谈利益可以谈，但是认知框架如果彼此不同，其实很难。

从历史看待未来

回顾一下，西方企业对于中国营商环境的抱怨，并不集中在关税上，而是市场准入与知识产权等方面。

当年日本和世界贸易纠纷起步时候，面对外界要求放宽贸易限制的要求，日本关税壁垒的确逐步消除。日本人也在非关税壁垒上动了不少脑筋，最典型案例技术为拒绝法国的滑雪板，就借口日本的雪不同而彬彬有礼地拒绝，更不用说各种地方割裂以及行政拖延等等手段。

不过，这种手段的结果我们也知道了。最终不仅激怒了贸易伙伴，而且种种精心安排的所谓保护生产者的政策，不仅牺牲了日本消费者利益，最终也没有拯救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

不说日本，其实当年鸦片战争也是一样。我在《白银帝国》中写过，冲突本质不在于鸦片，而在于白银，更是天朝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撞。

在鸦片战争之前，冲突的导火索已经埋下，那就是当时粤海关的腐败。清朝的关税并不重，但是关税之外各类明暗贿赂让英商不堪其扰。英国马嘎尔尼去见乾隆，名为贺寿，其实就是告御状。大清固然不想打战，英国国内反对声音也很大，各种外交协商途径都使用殆尽之后，最终才不得不走向战争。

经济学告诉我们，嘴上怎么说不重要，关键看人的行动，对政策也是要如此解读。开放甚至贸易战，对经济并不是坏事，但对政治不确定影响却很大。可以肯定的是，以前模式玩不转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改变都是必须的。

历史告诉我们，明智的决策是主动地、全面地、战略性地改变，相反的决策，被动的、战术性的、头痛医头式的举措却不会产生好结果。

贸易战开打了，反思刚刚开始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的了。

7月6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与之对应，中国也展开报复性关税征收。

贸易战正式开打，怎么看未来？

飞马峰号的隐喻

大国博弈，从小事说起。

谁都没有想到，一艘船成为了“网红”。它就是“飞马峰号”(Peak Pegasus)，这艘船满载7万吨美国大豆，之前在大洋上晃晃悠悠，在关税消息出台之后之后全速航行，希望及时清关，避免缴纳几千万的关税。

突然之间，社交媒体都在追踪这艘船的下落。各路自媒体不忘调侃，说励志啊，飞马峰都那么努力你还有理由不努力的段子也四处流行。

故事结尾却是，飞马峰号6号下午5点抵达大连，海关3点就接到关税通知，所以这几千万关税，该交还是得交。

飞马峰号不是鸡血的案例，倒类似一个隐喻。过去一直对于贸易战严重程度重视不够、估算偏差、应对不系统、缺乏良好备案，最后一刻又寄托奇迹出现，局势反转。

这，怎么可能呢？

中美彼此的误读

目前中美双方，无疑仍旧存在巨大的信息鸿沟。

就美国方面而言，除了常规的贸易顺差，更在于对于WTO承诺、知识产权等领域不满。贸易战虽然从特朗普指责顺差开始，但从发展来看，显然知识产权、经济规则问题比起逆差更成为核心问题，比如6月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301更多是在谈论中国技术转让制度。

这一转折背后，其实代表了美国鹰派思潮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公号《徐瑾经济人》以前发过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2010年报告，那时候他已经对中国表示极大不满。

今年6月19日，他再次发表针对中国报告，这篇报告不仅指责中国“经济侵略”（“Economic Aggression” ，也可以翻译做经济扩张），其判断根据是：“历经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中国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发展，加速全球产业链升级，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大量与全球规范不符的掠夺政策和侵略行为之上，也就是：经济入侵。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对市场经济干预的严重程度来看，美国，甚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严重威胁”。

这种思路最典型代表，就是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抵制。

我去年秋天去美国访学之际，不少政府机构和智库都主动谈到这一计划，热度比起国内更甚。这已经让我意识到，美国对于中国科技行业赶超的忌惮。如今随着美国鹰派意见逐渐成为主流，贸易战很大程度已经成为民意的选择。

与之对应，中国方面，同样在某些方面不是也抱有不切实际的判断么？一个例子是对于特朗普的判断。

贸易战刚刚开始，不少学者根据其早年一本《交易的艺术》，就断言川普提出关税只是在虚张声势，不会真打，坚决强硬回击就会迫使其放弃；到了中途，贸易战日渐成行，又断言其不过商人总统，给点好处就会收手；如今贸易战正是开打，强硬派意见往往会再次获得多数拥护。

事实来看，特朗普对中国而言，并不是最差劲的谈判对手，尤其对比上文所谈的帕瓦罗等人，但是民意已经被鹰派点燃。

研究差距带来的误判

如果双方主流都是强硬对强硬，贸易战最后不打也不行了。

古人尚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知信息的收集与判断非常重要，除了常规官僚系统，研究部门的支持也非常重要，但是这方面情况并不对等。中美对决时刻，诸多智囊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对比阅读中美方面报告，差距不言而喻。中美政府决策层从各自智库得到的支持可谓悬殊，报告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更不可同日而语，以至于简单呼吁“中华民族经济到了新的危险时候”已被视为不多见的言论。

按道理说，中国智库近年来蓬勃发展，无论大学还是媒体抑或公司，有能力者许多都会操办研究院或者智库。从数量统计看，如果以国际认可的智库标准，中国已经在追赶美国，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7》来看，美国有1872家智库，中国2017年拥有智库512家，位列世界第二智库大国，甚至7家智库上榜世界百强榜单。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看到，中美智库在面对贸易战交出的智力成果差距。背后原因很多，我觉得单纯指责智库其实不够公允，但智库泛滥而智力成果缺失，本身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如果智库只是沦为课题公关甚至社交的场所，自然离学术和真理越来越远。难怪，近期与一位长期进行公民外交的前辈交流，他说自己现在对外已经不自称智库人士了，他表示颇为耻于与某些国内智库为伍。

在美国战略既定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做什么？

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已经过去，美国态度变化是中国道路的重要变化节点。

从克林顿时代的“战略合作伙伴”到布什时代“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奥巴马“合作伙伴关系”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直到现在，中国逐渐有滑向向美国头号“竞争对手”定位。

这一次立场变化，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决心体现。更关键的是，长期观察中美关系的人士都明白，过去美国国会和白宫往往说辞不一，国会对中国强硬，作为行政部门的白宫相对理性，如今新趋势这是双方面说辞靠拢，主张强硬者居多。

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调整思潮一直在变化，但在今年定型。

美国做决策可能慢，但是一旦决定了，往往态度坚定、效率很高，对比之下，其他国家也许决策快，但是执行力其实未必那么高。我曾经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谈过朝鲜和美国的案例。朝美之争中美国看起来决策很慢，但是决定之后其实颇为坚持，有可能改变格局的反而是朝鲜。

类似问题在于，如果中美关系变化，面临的国际形势大变，国内如何做？

首先，中国经济面临战略调整。

中美贸易战，启动的不仅是中美关系调整，甚至有可能是全世界自由贸易格局的变化。

比如现在中移动进入美国市场已受到限制，原因是美方人员表示“在与中国移动深入接触后，我们无法消除对美国执法和国家安全利益风险增加的担忧”。

随着贸易战鼓点骤密，从官方措辞来看，还是可以看出中国态度变化。6月15日，中方表示，“将立即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6月19日表示“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7月6日发言则是“将及时向世贸组织通报相关情况”。

言语上转向温和是好事，但是贸易战既然开始，也不会马上往回收，这也是我们谈的第二点，贸易战不会马上结束。

其次，认清贸易战是持久战。

第一波贸易战规模340亿，规模不算大，即使算上直接与间接的经济影响，其实也可以接受。这方面国内有很多估算，比如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的团队就说，50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战会使中国的GDP增速放缓0.2个百分点。其他国内研究团队做的量化，差距不是很大。

值得注意的后续外溢影响。虽然有关研究方面表示，这已经充分考虑了出口减少对其它相关行业的第二轮、第三轮影响；但恐怕数据只是作为参考，如果再有更大规模的关税以及更严厉的制裁，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经济影响将是严峻的。

如果中美贸易战停止于这一规模，自然善莫大焉，中国经济大局不会受到本质影响。

但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所要求做出的变化，绝非500亿关税加收可以表达。要么中国的反击对美国造成足够大的痛感，要么中国做出的改变令美国重新定位中国的经济地位，否则，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间杂着打打停停、以战迫和或者以和为战等等不同片断与篇章。

普通个人以及企业，即使不直接参与中美经贸，其实也深受影响，需要明确这一基本判断。

最后，理性看待中美实力对比。

中国崛起，无论方式是和平还是激进，事实上都会改变原有全球政治经济版图。这其实意味着与美国冲突本质上很难避免，只是方式不同。

道路不同，实力过招。

如果按照一些国家级智库看法，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这种言论或者研究，带来的无非是致命的幻觉，在国内鼓噪情绪，在国外引发忌惮，有害无益。

从学术定义而言，国家实力有很多种类，包含软实力与硬实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中国目前大概可以达到第一层次，能够做到第二方面的全球大概只有美国了。

就国际贸易而言，正如曾经在日本通产省工作多年的日本学者津上俊哉从日本经验指出，实现赶超欧美后的日本，不再制定整体国家目标，“中国有实施振兴产业政策的自由，但没有要求世界不改变贸易体制的权利。”

中美国家实力而言，我以前做过测算，按照力量与发挥力量的能力来衡量，中国综合国力其实远不如美国，也难说高于日本德国。

我们回顾中国的发展经验，过去四十年最大教训是什么？关键是三点，即外向型经济政策、经济自由和稳定政经环境。中国目前已经被视为美国之外的最大经济体，但考虑到综合实力等因素，中国经济仍旧有不少改善空间。

这是中美经济的基本盘，这种情况下开打贸易战，结果会如何？未来大概率是，中国曾经享有的友善国际环境不再，经济轻松扩张的好日子结束了，大家最好准备。

未来的全球化机遇放缓，不再仅仅是请客吃饭你好我好这样的局面。全球化的酸甜苦辣，过去美国人民感到了，以后中国人民也会感受到，两国消费者都会为贸易战付出代价——就像《我不是药神》这部影片，我们不仅看到知识产权伦理阴暗面，也可以看到民众在不开放情况下的窘境。

时代或许正对中国关上一扇门，我们就应该再打开一道窗。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做出的最好选择是，在国际开放环境有所恶化的情况下，主动制造开放机遇，即使对方不愿意开放也要争取开放机会，换而言之，谁越开放，其实谁的人民最受益。

作者徐瑾，文章首发于FT中文网专栏，来自微信公众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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