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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女人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及自己的屋子,伍尔夫如是说

女人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及自己的屋子,伍尔夫如是说
追溯19世纪的职业女性小说家的兴起,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就是经济。“中产阶级妇女需要挣钱,这个观点被接受和认可接受了漫长历程。”从一开始,写作就为女性提供了潜在的工作机会,当时中产阶级女性最多不过是家庭教师这样的身份,每年不过是20磅到50磅的年收入,然而作为女小说家,一部三卷本小说大概可以获得100磅的版权收入,同时可以写专栏,收入一般是一畿尼,略多于一英镑。
 

她们的写作
文:徐瑾
本文来自微信公号《经济人》

写作不易,那么女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写小说?
“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作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人物英国作家伍尔夫,曾经如此回应“妇女和小说”的关系。这一说辞,成为女性文学批评家的反复引用的最佳案例与微妙隐喻。
事实上,追溯19世纪的职业女性小说家的兴起,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就是经济。“中产阶级妇女需要挣钱,这个观点被接受和认可接受了漫长历程。”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如此断言,她甚至写了一本追述英国女性小说家传统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一开始,写作就为女性提供了潜在的工作机会,当时中产阶级女性最多不过是家庭教师这样的身份,每年不过是20磅到50磅的年收入,然而作为女小说家,一部三卷本小说大概可以获得100磅的版权收入,同时可以写专栏,收入一般是一畿尼,略多于一英镑。
我们习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基础,能以写作弥补家用,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了不起的一步,而且女性写作者数目不少。早在1773年,就有人评论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支系,“差不多全部被女士们占领”;密涅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中,女性是男性作者的一倍——这还是已经发表的部分,肖瓦尔特通过资料梳理断言每一部已经发表的女性作品背后都有着多位渴望发表的女性作者。
直到今天,女性确实在小说写作与阅读的生长线上占据重要位置,小说家奥威尔曾经以自己书店的经历总结男女看小说的异同,书店出租全是小说,“若说男人不看小说那倒也不尽然,但男人们的确不怎么看某些类型的小说。总体而言,所谓的通俗小说,也就是那些粗制滥造、水平参差不齐、高尔斯华绥式风格和英国式拖泥带水笔法杂陈的作品,似乎都是专门写给女性看的。男性看的都是有可能在交谈时成为炫耀资本的小说,再有就是侦探小说。”
回到开始的经济问题,伍尔夫所谓的女性写作者收入门槛应该在500英镑的年金收入,有人粗略计算这约等于现在的40万人民币——据说,当时一个女性职业打字员每年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也不过50磅左右,已经可以活得相对体面。
事实上,伍尔夫本人对于金钱的态度,也部分代表了当时女性写作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写作事实上改善她的生活,“自我结婚以来,这是我首度开始花钱。这口袋里塞满超过我平常每周的十三先令——过去这十三先令多半总是花费殆尽,或是遭人觊觎——有种很是优渥的感觉”。她也激励同行努力写作,“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镑。”
另一方面,她对于写作赚钱也有一种纠结,曾经讽刺另一位小说家奥利芬特:“奥利芬特夫人出卖自己的头脑,她那令人敬佩的头脑,滥用自己的教养,奴役自己的思想自由,目的就是能够赚到生活所需以及孩子的教育费。”
进一步看,伍尔夫并不能完全代表英国女性小说家的典型。伍尔夫出身良好,可谓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著名学者,丈夫伦纳德同样出身剑桥,相处29年,一直对伍尔夫的才华以及神经质无怨无悔,甚至她的姐姐与姐夫对她都宽容有加。
更为重要的是,伍尔夫成名于20世纪初期,当时妇女写作地位已经得到相当认可,写作作为一种天赋已经得到不少祝福,伍尔夫本人也是伦敦文学圈的核心,23岁就开始职业写作,三十二岁发表第一部重磅小说(这一点远远早于上个世纪的女作家),更是布卢姆茨伯里派的核心人物——在她发表上述演讲的数年之前,伍尔夫夫妇已经花了700磅收入购入“蒙克之屋”别墅,随后也拥有了自己用于写作的一间小屋。
对比之下,更早的女性写作者比伍尔夫的纠结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个人起点还是创作环境,时代对于她们都严苛得多。伍尔夫也曾感叹伊丽莎白时代女性文学的匮乏,“我在书架上不断寻找,但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没法找到一本有关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情况的书。没有实例,我也就没有办法就我的问题加以反复思考。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人没写出一首诗?”
她们往往被视为淑女小说家(Lady novelist),往往被外界刻画为神经质或者刻板邋遢等等。她们自身,也不乏身份认同焦虑,也倾向于否定甚至自我贬损,夸大自身的不幸与疾病,女诗人兰登就曾这样写道“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日复一日的苦功,凡此种种是一个文学事业成功的女人吞食的果实”。
1800年成为一个分界点,1800之后出生的女性写作者,也就是1840年之后发表小说的这代人与此前前辈有了很大不同。对比之下,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小说家“与其说挑战当时社会的价值标准,不如说她们在争取得到社会的奖赏。对于妇女,如同对待其他亚文化群的人一样,文学成了成就的象征。”
写作开始成为一种公认的职业,开始形成有了女性(feminine)小说的认识,并且从“家庭写实”主义起步,继而开拓了新的天地;19世纪晚期的不少女性小说家,已逐渐形成多产、职业的群体,对于女性与作家的两重身份日渐驾轻就熟。
只有女人才能了解女人,这句话虽然偏激,却并非全无道理。女性创作,最初往往被男性评论家认为“社会学意义上变色龙”,所体现只是男性亲属的生活形貌与阶层背景;但肖瓦尔特认为女性小说其实和其他亚文化一样,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不过,在过去的文学史上,以男性为主的文学批评家往往聚焦于著名作家,女性作家可以归于所谓“伟大传统”不过寥寥数位,也就是勃朗特、爱略特和伍尔夫等数位,除此之外的女性作家往往籍籍无名,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也正因此,伊莱恩·肖瓦尔特从各种历史材料中“打捞”今天看来冷门的女性小说家,将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女性小说图谱,可为别开生面。她涉猎英国小说家这一领域的时候,她更关注女性的自我意识如何转化为文学形式,因此她更关注以写作为职业的女性作家,她们什么时候开始为钱写作?她们如何在家里写作?写作如何改变了别人与他们自己?
书中涉及大概两百名女性。除了上述为人熟知的几位,书中还以相当的篇幅叙述和评论了19世纪的盖斯凯尔、克雷克、朱斯伯里、林顿、奥利芬特、布雷登、布劳顿、伍德、休厄尔、扬、罗宾斯、格兰德、施赖纳、埃杰顿、沃德及20世纪的曼斯菲尔德、理查森、莱辛、德拉布尔、拜厄特和卡特等多位作家。
肖瓦尔特研究时间跨度超过了300年,她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19世纪40年代至乔治艾略特去世的1880年,这期间流行用男性化笔名,也对主流文化表示模仿与认同,称为“女性”(feminine)阶段;第二阶段为1880年1920年,这期间女性获得选举权,权利意识觉醒,开始逐步对于主流价值观出现叛逆与抗议,可称之为“女权”(feminist)阶段;第三阶段则是1920年至今,女性的自我意识愈加拓展,身份寻求进一步转向内在,称之为“女人”(female)阶段,而这一阶段里女性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回归作者的自身经历,其实也对应着女性身份的变化。她的女性身份在60年代甚至无法在学术界谋取教职,这也索性为她研究女性小说这一冷门领域打开方便之门,而进入女权主义兴起的70、80年代之后,她自身也伴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
一切的一切,肖瓦尔特还是未能免俗地回到了伍尔夫,除了我们追述了女性拥有一间屋的“传统”,也发出自己的忠告,“如果自己的一间屋成为墓地,女性就此退出政治世界,与‘男性的’权力、逻辑和暴利脱钩,那么这屋子就是一间坟墓。”时至今日,这一诤言仍旧适用。当文化与性别的疆域变得模糊,女作家门槛却大大降低了,坊间网络,写作日益普及化,甚至使得以性别作为卖点也不再时髦,这或许也是肖瓦尔特所希望女性能突破自身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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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econhomo):经济与人文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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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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