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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16

降准了!中央银行是否在印钞

央行降准,杠杆是否在继续?是否在印钞?印钞与否,或者说中央银行是否走向昔日金圆券或者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看似经济政策,最终落脚点还是政治动机。

宽松不是原罪,降准不是印钞,甚至常规印钞并不那么可怕,可怕是透支央行账户,印钞给特定人群花,这才是恶劣的通胀起源。

央行从3月1日起,普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官方说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对此我实在没啥好说的,杠杆是不得不继续了,该降就得降,传统手段虽然老,但好过各种创新花头。

来自央行官方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自2016年3月1日起,普遍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央银行是否是“印钞者”

作者:青年经济学者 徐瑾

本文节选自作者新著《印钞者》

 

货币政策永远是难题,恰如美国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公众与精英对于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政策有太多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左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直到今天,还是不乏国内外经济学者对于中央银行印钞的指责,公众对此则往往一路鼓噪呼应。二十一世纪的金融系统并非出于人为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是从传统更新。我在金融新著《印钞者》中梳理中央银行历史的时候,也期待对“印钞”做出更多解释。

 

 

对这本书,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要用“印钞者”这一说法,毕竟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等宽松政策已经给予中央银行很大压力,外界时常指责他们免费印钞票。我想强调一点,现代央行的宽松不等于“津巴布韦式”印钞票,那种做法只是让政府财政透支央行账户,是财政赤字的直接货币化,是始于过去直到现代的古老做法,法币、金圆券以及德国马克逻辑类似,最终结果一定是恶性通货膨胀。至于常规央行的量化宽松松等操作,其实是另一种公开市场操作而已,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甚至难以打败通缩(从日本经验可见一斑),并不是公众思维中的“印钞”。

 

 

那么,中央央行到底有没有印钞?复杂的问题其实往往没有简单的问题,是又不是,中央银行确实在发行货币购买国债,但不是公众思维中的肆意发钞。值得注意的是,当利率接近于零时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边际在模糊,量化宽松走到极致也会面临掣肘,资产泡沫的相关性也令人生疑。

 

 

换而言之,在经济讯息万变的今天,新一代中央银行应该更加透明,公众支持本就是一个公共部门的存在基础。中央银行职能不断扩大,中央银行家则需要不断更新技能,沟通本来就是其工作一个部分,格林斯潘时代含混不清的措辞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甚至有研究指出,中央银行应该更善于“讲故事”——故事是人性的本源,好故事意味着更有效的沟通。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银行决策背景应该更多元,甚至有一天,中央银行不一定需要是经济学家。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历史都不会简单重复,在历史之上我们看到了太多人性的贪婪与愚蠢,也看到了人类聪慧的设计以及伟大试错。当英美对抗纳粹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美国“试过一切错误的方法后,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式。”——这也是我对于中央银行的期待。

 

 

金融如此重要,如何最小化其负效应只能是折中之举,链接金融体系三要素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设施的正是中央银行,其主要管道就是货币,或者说信用。回头思考,货币或金融,其本质是什么?金融是不同资本在不同时空的交换与交易,私人之间对应着债务,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应着税收,市场与个人之间则是流动性;当私人债务繁盛时期,国家税收也随之上扬,经济繁荣活跃,但是当债务积累一定程度,无论个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都足以形成泡沫,泡沫之后是挤兑,之后就是流动性缺失,此刻需要在国家层面有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这是就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的泡沫离不开货币,无论泡沫的开始还是幻灭,而作为货币提供者或者说“印钞者”的中央银行,也在一次次危机轮回中,参与毁灭与拯救世界。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资本在不同时空的置换交易背后,揭示出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对于经济发展,这种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伴随着人性百态,其亢奋与胆怯也构成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

 

 

金融不断进化的过程,也催生了人类社会诸多变化,大到帝国兴衰,小到个人贫富。金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催生现代纸币与中央银行制度,促使了工业时代英国的崛起;另一方面,这种效率提升也鼓励了冒险,其后果并非均匀分布,因此也导演了大萧条,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再到中国危局。

 

 

金融进化从国家到个人,其优点和短板都在体现。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有其量度,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近代接近GDP100%),金融对增长很可能带来负面效果,这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状况。

 

 

展望未来,除了监管者与资本市场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金融的作用更在于社会个体在经济博弈之外的竞争与合作,这不仅是金融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从过去“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之后的“皮凯迪旋风”,再到中国各类二代在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金融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机会不均等问题难以回避。这是一个严峻到决定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是受限制篇幅与题材,这不是《印钞者》希望讨论的主题,或许以后可以专门讨论。

 

 

印钞与否,或者说中央银行是否走向昔日金圆券或者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看似经济政策,最终落脚点还是政治动机。从中央银行到更大层面的经济因素,从历史到现实确实构成很多问题的要害,但是如果要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经济之外的政治作为。经济学家往往忽略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往往充满随机因素,甚至不少经济学家会认为好的政治就是放松的政治,反观现实,民众尤其国内民众可能又会过度强调政治因素——折中地看,经济与政治裹挟难分,但任何政策举措本身应该符合或者遵从金融市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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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徐瑾

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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