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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自燃次元(ID:chaintruth) 作者 | 曹 杨 编辑 | 林文龙
 
“金三银四”是职场人的黄金跳槽时间,但赵华正在被职场排挤,面临失业。
 
35岁的赵华,在半年前加入了国内某互联网大厂,是一名P7职级的运营经理,年收入近40万。在此之前,赵华曾是某企业的业务线副总裁,为了能有更好的发展,入职了该大厂。最乐观的时候,赵华还有着该大厂几十万的期权。
 
如今,这一切都将离他而去。
 
因为项目被解散,赵华正面临着内部转岗。从接到转岗通知到现在,2周的时间,赵华面了6个岗位,其中四个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与能力无关,而是年龄太大。
 
爱人刘蓓的麻烦还要更大。
 
还有两个月,刘蓓将满32岁。曾经的她以为“三十而立”,然而现实却是,她已经失业近半年。
 
4年前,刘蓓就已经是某企业的市场总监了,当时,夫妻二人的年薪加在一起超过60万元。
 
他们曾经对生活有着很好的规划,但因为孩子生病,刘蓓不得不辞职在家当了一年半的全职妈妈。
 
孩子康复后,刘蓓想要重返职场,但因为工作经历出现断档,只能通过降薪、转行才找到一份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刘蓓加班、熬夜,工作十分努力,但最后还是被辞退了。
 
如果接下来的两个面试赵华依旧失败,那他们将失去经济来源,夫妻二人就不得不带着孩子离开北京。
 
“每个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们曾经家庭年收入60万,如今却无法在北京继续生活。”刘蓓说道,房租、养车、供孩子上学、给孩子看病、双方父母养老,一年下来的开支至少40万。这期间,还不能有老人生病。
 
“我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基本是没可能了。所以,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如赵华也失业了,我们就离开北京去成都生活。”近段时间,刘蓓憔悴了很多,“我从没有想过年龄会是我的瓶颈,至少没想过这个节点是在32岁这么早。”
 
她幽幽的说,“我知道会有中年危机,但没想到会落到自己身上,更没想到会这么不堪。”
 
1
 
“35岁,我被大厂否定了”
 
赵华今年刚好是“35岁职场危机的本年”。
 
2020年中加入了国内某互联网大厂,负责一款校园APP的运营,职级为P7,年薪40多万。
 
在这之前的几年里,赵华的职级都是公司副总裁。之所以进入大厂,是为了更好的福利与发展。
 
在进入该大厂的第一天,赵华就过上了人们口中大厂该有的生活,每次下班到家都是晚上十一点左右,有的时候甚至1点才能到家。“白天见到大boss的时候比较少,通常四五点他才会来,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开会,会议一般会持续到晚上很晚,十点十一点是常态,固定会议一周就是3次,所以基本每天临下班都要开会。”
 
赵华透露,自己参与的这个项目已经运营了几年,但是市场拓展的不是很顺利。之前由于拓展出现了违规,在应用商店出现了大量的差评,使得用户口碑极差。
 
于是,赵华与团队的小伙伴,通过线下反哺线上的办法,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将原本的口碑开始进行扭转,并带来了过万的日活。他本以为这样的努力,可以有一份长久的工作,甚至觉得通过努力,这个APP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APP。
 
但好景不长,2020年12月,即将转正的赵华提交了申请。在提交申请之前,刘蓓曾建议赵华,去问问其他同事,转正需不需要向领导示好、送礼什么的。同事私下告诉赵华,是需要表示表示的。
 
可赵华觉得,自己在公司里没有过任何违规,还曾经把即将被放弃的项目做到了日活过万,也算有过不错的业绩了。可业绩并没有成为赵华能否转正的必要条件。
 
到了2021年1月,转正申请没有批下来,赵华却接到了项目解散的通知。
 
“公司让我们内部转岗”。
 
然而,像赵华这样P7职级的岗位,在任何一个公司任何一个部门都不会太多,基本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再加上工作内容是否匹配等,赵华能申请的就更少了。
 
虽然可供选择的职位不多,赵华也觉得自己能力没问题,面上一个应该问题不大。于是,赵华在仅有的岗位中尽可能多的申请了6个岗位。然而在面过之后,有四个都被当场拒绝,拒绝的理由则是赵华在准备面试之前完全没有考虑在内的“年龄太大了”。
 
在面试的时候,一个HR直言,“90年的在他们项目中都算年龄大的了,整层楼下来基本上都是90后。”
 
“其实所谓的内部转岗和社会招聘相比较没有什么区别,业绩和年龄比,年龄似乎成为了先决的硬性条件。”赵华很无奈的说。
 
2
 
“我不仅是leader,还是位妈妈”
 
赵华现在才面临失业危机,但在半年前,爱人刘蓓就失业了。
 
为了找工作,她开通了招聘平台的金卡,投递了超过1500个猎头职位,但全部石沉大海。这半年来,赵华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但这不是刘蓓第一次被迫当全职妈妈。
 
2016年3月,27岁的刘蓓从北京某物业公司离职,转行到一家影视公司做运营。彼时,刘蓓已经做到了该物业公司的运营副总监,但对影视行业的热爱还是让她选择了跨出这一步。
 
四个月之后,刘蓓成功帮该影视公司搭建了自己的主角IP,并实现了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刘蓓也因此得到了晋升,做到了运营总监的职位。
 
2017年是刘蓓和赵华夫妻二人事业最巅峰,他们也在这个时候商量着在北京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遇上了第一次“危机”,刘蓓也因此第一次成为了全职妈妈。
 
2017年3月,刘蓓正忙着维系开拓公司相关公共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媒体、业内以及政府等职能部门,以提升公司的商业价值。
 
“如果当时顺利完成那一阶段的维护,我应该能得到在该公司的二次晋升,薪资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但生活给了她一次“毒打”。
 
同年8月,刘蓓五岁的孩子被诊断出免疫系统出现问题,需要长期住院。他们夫妻二人必须有一人选择离职在家照顾孩子。
 
一方面孩子更想让妈妈陪伴,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赵华的薪资更好一些。为母则刚,刘蓓放弃了事业。
 
一年半之后,孩子虽然还需要吃药、复查,但已无需长期入院。此时的刘蓓,也开始计划重返社会。
 
这个时候,刘蓓第一次看到了现实的残酷。
 
从计划重返职场到收到一家公司的offer,刘蓓用了半年的时间。“多数企业看见简历时,不管履历多么好看,只要有过断档,就根本不会接受”,刘蓓颇为无奈。
 
此刻的刘蓓方才意识到,平行工资是不可能找到适合的工作了。
 
最终,她不得不降薪40%才得以重返职场。
 
但令刘蓓没想到的是,兢兢业业的她,竟被这家公司“送”进了心理诊所。
 
3
 
“我需要工作,也必须坚持”
 
刘蓓进入这家公司之前,从HR到CEO,一共面了三次,对方都明确告知她公司的业务和影视相关,也有在制作中的IP,但真正入职之后才知道,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关系。该公司也只是一家服务企业的SaaS公司,所谓的电影不过是为企业提供电影服务。
 
尽管还是做着运营相关的事情、尽管早已和影视毫无关系、尽管这些事情在面试时,自己都没有被对方所告知。但为了能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刘蓓都咬牙接受了。
 
降薪、跨行,一切从头开始,“肯定会很难”,刘蓓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在刘蓓过往的从业经历里,不管在职还是离职,她都能把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一方面是因为她工作能力突出,被人信服;另一方面则与她开朗的性格与较高的情商分不开。
 
唯独这次,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勾心斗角以及阶级鄙视链,把刘蓓打得“一败涂地”。
 
在这家近300人的企业服务公司里,有着20多个同职位的高管,刘蓓是为数不多的女性。
 
在刚来该公司的前两个月里,为了尽最大的可能缩短沟通成本熟悉公司的业务,刘蓓每天都在协调着各个部门高管的时间,就是为了可以能够在一周里和几位高管坐在一起了解业务。
 
但刘蓓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得到CEO的认同,反而为自己招来了非议。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刘蓓在吃完午饭休息的时候,听到同事在讨论她,“说她是个只会开会的花瓶。”
 
听到这些话的第一时间,刘蓓确实很生气,但更多的是不解。她不明白,明明自己在认认真真做事,为何还会得到同事这样的评价。刘蓓甚至一度产生了自我怀疑,难道是自己的业绩还不够好?
 
就这样,在入职公司三个月的时间后,刘蓓带着四个下属,优化了一条公司即将淘汰的业务线,将业绩提升了3倍,流水近一个亿。
 
可这些成绩依旧并没有帮助她“扭转局势”,反而让人际关系持续恶化,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在新产品搭建的过程中,刘蓓的一位下属每天晚上给她打电话,询问工作进展、关心她身体状况并虚心学习工作技能。
 
可让刘蓓大跌眼镜的是,在她毫无保留地把技能、PPT要点都告知给同事时,对方竟然把功劳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并把她整理的工作要点,稍加编辑后直接递交到了公司CEO手里。
 
结果可想而知,这位同事因此得到了晋升。
 
人心、人性是最不可深究的,是刘蓓对这家公司同事的评价之一。
 
但从入职到第一次崩溃,刘蓓在这家公司的遭遇,却比上面的情况还有糟糕。
 
“我记得是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CEO告诉我第二天有个活动,需要公司最新的数据和对外的介绍,让我务必今晚改完。可当时已经临近下班了,没办法,工作又不能不做,我就只能把工作带回家,把孩子哄睡之后继续做。”
 
可令刘蓓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她在晚上十点钟,把PPT发送到工作群中的3秒内,便接到了一位在工作中毫无交集的男同事的电话,“对方二话没说就是一顿骂。骂我做作,就会做表面功夫,骂我当XX还立牌坊……”说起这段往事,刘蓓更多的是无奈。
 
那天晚上,是刘蓓近10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嚎啕大哭。
 
但在这家公司就职的一年半时间里,类似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
 
“我真的看见了社会的歧视……”这是刘蓓对在这家公司从业经历的评价。
 
她不明白是公司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于是,她悄悄地走进了一家心理诊所。
 
“当时医生告诉我,很幸运,我没有因为外界的干扰而成为一个‘坏人’。”心理医生的一番话让她坚信,自己是没问题的。
 
赵华当然劝过刘蓓放弃这份工作,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收入都相对稳定,没必要让刘蓓工作的这么辛苦。
 
但刘蓓却不这么认为。“我需要工作,也必须坚持。”
 
生活的毒打还在继续,虽然孩子不用住院了,但还需要定期地复查、吃药。后来,父亲又因为心梗紧急送医,医生说,再晚五分钟就可能没命,同期外婆也去世了。“我不能被生活击败。”刘蓓喃喃自语。
 
但半年前,刘蓓还是被公司辞退了。
 
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因为疫情业绩下降,解散整个部门。而老板和她说的理由则是,能力没有问题,但是性格有缺陷,做事情对结果要求过高,有些事情做到差不多就行,没必要尽善尽美。但是刘蓓心里清楚,是因为自己在团建中,不会喝酒,狼人杀水平弱,老板生日的时候也没有送奢侈品,导致了大家觉得她不合群。
 
可即便如此,刘蓓都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还是乐观地认为自己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在这半年中,投递了1500多个岗位,接到面试通知的仅仅10家,而明确表示可以接受我的,只有一家成都的公司。”
 
直到此刻,刘蓓才恍然意识到,“自己被社会淘汰了”。
 
“我父母都是公务员,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工作才刚刚有起色。我爸爸因为文笔好,从记者退下来之后就去政府单位当了小科长,每天在出差,工作可谓蒸蒸日上。我妈为了更好的事业,在我们当地的事业单位做合同工,熬到33岁之后终于成为了正式工。而我却被社会淘汰了!”说起这些,刘蓓言语间透出的是不解和无奈。
 
“我一度认为,怎么也要到40岁或者45岁,才会这样……”
 
4
 
离开北京,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赵华和刘蓓相识于2010年,两年后,他们组建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此前,赵华和刘蓓两个人的年薪加起来,就超过了60万元。但至今他们都没能在北京买下自己的房子,以后可能更不会了。
 
“我不是没想过在北京买房。”这是刘蓓的心声。
 
“2017年孩子生病住院,几乎花光了我和我老公之前的所有存款。刚刚回过神儿来,我爸心脏搭桥,押金又是十多万。之后我外婆去世,丧葬费等等加一起,又是近10万……”刘蓓的言语间透露着无助。
 
赵华和刘蓓曾经算过一笔账。
 
北京的小学,1-3年级是3-4点放学,4-6年级是4-5点放学。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上班,如果没有老人和孩子,只能送小饭桌。可是小饭桌在我国没有任何监管、没有资质,但是你没得选。可是小饭桌也只能管你到七点半,这就意味着,双职工父母,必须有一个不能加班。
 
费用方面,北京的私立幼儿园,5000元一个月的是最便宜的,稍微好一点的就要7000元。一年寒暑假2个月,但如果没有人能帮忙照看孩子,就需要继续送幼儿园。这一年的费用是6-8万元。
 
孩子还要上课外班,舞蹈、绘画、乐高,这些都是热门,一年最少需要2-3万。然后就是吃喝拉撒的生活开支,普通的孩子一个月平均下来也要3000元左右,这一年又是4万。
 
所以孩子一年需要花费15万左右。再加上房租、养车、家庭开支以及双方父母……
 
“所以我们真的没办法买房,我和赵华都不是什么富裕家庭出身,双方父母都没有很厚的积蓄,你让我拿他们的养老钱出来买房,我真的做不到。万一以后他们四个老人当中,任何一人生病住院,但却没钱医治,我真的会良心不安。”
 
“人人都只看到了我和赵华一年60万元的高薪水,可我到现在,连一个奢侈品都没有。”现在的刘蓓,已经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并做出了新的选择。
 
“所以我们打算走了,不在北京了,去成都。”
 
刘蓓的计划中,按照她老公赵华的资历,可以先在成都落户,落户加一年社保就能买房,一切安顿好,孩子正好可以过去上初中。
 
“上周我老公已经去办了落户的手续。我也基本敲定了成都的公司。如果顺利的话,3月中旬我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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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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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学者,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主打人文与经济的分享,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白银帝国》、《印钞者》、《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中国经济怎么了》、《有时》等,多次入选“最受金融人喜爱的十本财经书籍”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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